苏家村的魁阁
来源： 保山日报网-保山日报 阅读：
 |
| 板桥青龙街魁星阁 张立 摄 |
1963年2月施甸建县时，许多机关单位都在庙堂或地主老财家的大宅院里办公，县医院亦是如此。石鼓山东坡北缘下的苏家村离街市很近，村口一院工字型洋房是医院门诊部，村里一徐姓四合院是住院部，村南头的魁阁就是家属区，全县卫生系统家属几乎全住在这里。
苏家村的魁阁，掩隐在竹林树丛之中，由三个高低错落的院落组成。魁阁建在一块峭壁上下，绝壁之上是包裹着另一块巨石的两层飞檐楼阁，崖壁之下建有大殿和前殿。从山门进入，前院南侧厢房是防疫站办公和仓库所在，北侧厢房是家属住户，妇幼保健站也设在北侧临时建造的小平房里。前殿已改造成住宅，殿前空留着高高的石台阶，只有南侧厢房小门可以进入内院。内院由两殿两厢构成四合院，住着县医院12户人家。我家就住在北厢房端头，从这里拾级而上，大殿北侧小门开处，刀削斧劈般峭壁耸立眼前。沿着人工凿出的石阶小道绕行，可登绝壁之上的平台。站在飞檐阁楼前的高台上眺望，施甸坝头美景尽收眼底。四季山光水色各不相同，稻花麦浪时移事易，山花桃李争奇斗艳，燕雀白鹭高飞低掠，不时还会有喜鹊乌鸦布谷鸟，停在山门前两棵古榕树的高枝上鸣叫。
魁阁庙堂上供奉何方神圣，我不知道。但庙堂梁柱上的兽头和浮雕，在“破四旧”中被锯掉削平，我倒是亲眼所见。魁阁是个大杂院，廊檐或偏厦下有各家的灶台和柴垛，大殿两侧高台之下有鸡圈或兔窝，其上方耳墙上一排铁钉挂着打柴的竹箩扁担和肩杆绳索。魁阁的人丁特别多，每家四五个孩子是平常，三代人住一屋也不少见，只有我家是父母和姐弟俩。魁阁的大院很干净，每到周末就男女老少齐上阵，清淤铲草熏蚊蝇“除四害”，在墙角和厕所还要喷撒滴滴涕和六六粉（现已禁用），在蛇虫出没的崖底和竹林边，有时还会撒些雄黄粉。
魁阁的大人特别忙，早班、晚班、夜班轮流转，轮休时还要到院外泉井担水、田边沟塘洗衣、街市买米买菜。魁阁的晚上很热闹，大人们要开会学习，大孩子上中学要自习住校，两大院就成了半大孩子的天下。我们捉迷藏、讲故事、表演节目，有时以内外大院分边对抗，看哪个孩子头更有领导力，称得上孩子王；有时以男孩女孩分伍，有样学样赶时髦，搞拉歌比赛；有时男孩们起哄，要看女孩为参加大人下乡巡诊准备的表演节目。更多时候是男女大小混合分边，哪边在躲猫猫中输了，每个都要大声学鸡叫狗叫，看谁是“鸡鸣狗盗”之徒。
那时我年纪小个头小，有次被藏在竹箩里挂在大殿廊檐下的耳墙上。走廊里灯光昏暗，院子里黑影晃动，手电筒在各个犄角旮旯扫射，连灶台、鸡窝、茅坑都不放过，伙伴一个个被找了出来。只有我一动不动，屏住呼吸透过篾缝注视着院坝中束手无策的那群人。有人喊：“叫一声！”我：“布谷！”如此反复，上下左右翻几遍也找不到，对方只好认输。游戏在欢笑声和“鸡鸣狗吠”声中结束。只听“鸟儿”叫，任谁找不着，那是躲猫猫的最高境界了。
一天，我一觉醒来，天已亮得刺眼，上学恐怕要迟到。姐姐曾说，我已七岁半了，很快要上小学，现在上大班就要自己去。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三下两下穿衣洗脸，从纸盒里取出五分硬币，想着上街买个包子作早点，背上书包就跑出门去。咦！奇了怪了，院子里一个人没有，周围死静死静的，只有我的脚步声。我没理会，快步从内院跑到外院。哇！那么多人，眼睛齐刷刷看向我。母亲急急向我跑来，用手把我的头搂在她的腰间，轻轻对我说：“别怕！”又说：“今天不上学。”
只见大门紧闭，院子里站满了人，有相熟的和不认识的。两个院子的伙伴们，无论大小都没上学。他们都和各自家大人站在一起，眼睛齐齐看向墙脚斜靠着的一块门板上。一大汉僵硬地靠在门板上，全身赤裸苍白，眼睛微闭，胸前散布黑色洞点。一军人模样人，正举着相机给大汉拍照……死人的事时常会听大人说起，但亲眼所见如此惊悚一幕，还是第一次。据说，头天晚上，两派在施甸中学前一巷道发生械斗，伙子是在武斗中被土造手榴弹炸死的。我们还偷偷看见，尸体被抬到医院住院部一间小黑屋里，放进水泥浴缸用福尔马林药水浸泡，然后覆盖玻璃板密封。说是“造反派”已向驻军申诉，要求“保皇派”负责安葬和赔偿，这就是1968年施甸县所谓“5.20血案”。这件事闹了好几年，直到逝者下葬。
从那天开始到学校开学，魁阁的孩子们过了个特别长的暑假。星期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在大孩子带领下，上尖山阿拉田打柴。除此之外，女孩们在院子里踢毽子、跳房子、双拍手，玩得不亦乐乎，有时还玩丢手绢、瞎子摸鱼、老鹰抓小鸡、跳绳比赛。男孩们玩腻了打陀螺、打弹珠、橡筋枪打仗，开始走出大院，整天在山头田野游荡，一个个浑身晒得黝黑发亮。我们到石鼓山上采桑子、摘黄果、捉炒豆虫，到公路上滚铁圈、晒场上比滑轮车，到大河拦水竹坝下洗澡、稻田水沟里摸鱼，晚上打着电筒火把捉黄鳝。火把节，我们备足了松香烧把，和村里大小伙伴一起“保卫苏家村”，上街口、下乌邑，与邻村打“火把仗”。
那年秋天，我上小学。一年后，父亲调往县卫生组（局），组织开办卫生培训班，为农村培养医疗卫生人才。再一年后，魁阁拆除并在原址及外围建盖县医院。其时，魁阁的孩子们，就随各家租住街道或村里的民房而四散，或是和昆明大医院下放的医生一样，全家迁往乡镇卫生所。魁阁大院的热闹，也就不复存在了。
回想魁阁大院那段时光，尤其是“文革”头几年，我们对“大字报”“大游行”“大批判”等等都印象深刻。院子里，偶有大孩子们偷偷议论，谁谁家成分高或是有海外关系，谁谁家大人升官或是挨批。在家里，我也时常被父母告诫，不要和谁谁家孩子一起玩，以免被人欺负。但在我看来，大院的生活一切如常，大人们的忙碌一如既往，孩子们玩起来同样兴高采烈。虽然有打有闹，但小别扭过后，伙伴们还是一起行动。那段简单而快乐的时光，我终生难忘。
许多年过后，当年举家下派或下放的医生，都陆续调回保山或省城。有父亲的学生和我闲话，说起那个艰苦年代，说起他们学医实习的趣事，言语之中多有感激。他们开玩笑似的赞美，说下派医生是“医疗队、宣传队、播种机”……就是这句话，让我对父辈们肃然起敬，也使我明白了“魁阁生活”的真正意义。（陆松）
责编：刘自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