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如何办好“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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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下南中学师生在现代化的硅PU运动场上打篮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洋/摄
下南中学学生谭国强绘制的毛南族民俗绘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洋/摄
内容提要
受历史、自然、地理等因素影响，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一直是广西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有毛南族人6.45万，占全国毛南族总人口的70%左右。今年5月，环江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如果说脱贫已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那么环江举全县之力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则是当地放眼未来的战略之举。在这里，学校校舍是最美的建筑，越是乡村基层教师，工资待遇越高。为了提升综合教学水平，当地还探索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教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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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学校的办学条件越来越好，家长送孩子读书的积极性高多了。”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中学校长黄有顶，已在这所乡镇中学坚守了15年。他曾婉拒去县教育局当副局长和去一所县城中学当校长的机会，在他看来，“在城里可以办优质教育，在我们乡村一样可以”。
受历史、自然、地理等因素影响，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一直是广西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环江县有毛南族人6.45万，占全国毛南族总人口的70%左右。2019年年底，环江县贫困发生率降至1.48%，今年5月退出贫困县序列。
如果说脱贫已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那么环江举全县之力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则是当地放眼未来的战略之举。记者在这个桂西北小城采访时了解到，尽管环江县的财政收入较低，但教育投入连年递增。在这里，学校校舍是最美的建筑，越是乡村基层教师，工资待遇越高。为了提升综合教学水平，当地还探索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教改之路。
再穷不能穷教育
下南中学是毛南族聚居地下南乡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毛南族学生占87%。校长黄有顶还记得，2005年9月他刚来任教时，第一印象就是这里的孩子明显比周边乡镇的同龄人矮小。
下南乡干旱缺水，当时学校的厕所没有水冲，一到夏天，校园里都是刺鼻的味道，教师平时要拎着桶到校外提水。交通不便，加上教师宿舍破旧，黄有顶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想办法留住教师，“教师从前都住在又小又潮湿的瓦房里，这样的条件下要用情感留人，两三年是可以，时间长了就难了”。
如今，下南中学已改头换面。群山环抱中，有白墙黑瓦的民族风格教学楼、现代化的硅PU运动场、沿着校园石阶顺流而下的人工瀑布、用毛南片石和古石条砌成的后花园院墙……走进校园，如同置身于毛南族特色的园林中。
“这些年，国家通过实施‘两免一补’和营养改善计划，全面推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生因经济困难而不读书的情况不复存在了，学校的办学条件、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极大改善。”黄有顶说。
黄有顶是壮族人，但他来到下南中学后，很快被当地的毛南族文化吸引。毛南族人自古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下南乡古时有多处私塾，百姓以送子弟入学为荣。
“毛南族有这样优秀的历史传统，我们要做的就是给环江的教育添一把柴、加一把火。”环江县委书记黄荣彪说，县里的财政再困难，但在教育方面不能吝啬，因为教育不仅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也能改变一个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
为了实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目标，环江县从2014年到2019年，共投入11.01亿元用于教育项目建设。2018年，环江县通过了国家级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验收。2019年该县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8.74%，进城务工子女入公办学校就读率达100%。
作为环江县教育扶贫的重点工程，环江县思源实验学校由县财政投入近亿元，加上香港爱心机构和深圳福田区政府捐助近2000万元建成。这所学校主要招收农村贫困学生、留守儿童、少数民族学生以及进城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拥有不逊于大城市学校的现代化教学楼及运动场所，每间教室都配备了多媒体设备。
思源实验学校校长蒙继烟说，该校3072名在校生中，有612人是贫困家庭学生。所有学生都能享受免费营养午餐，贫困家庭学生还享受各类政策补贴，毛南族学生每人每年有300元的补助。
在环江高中的4600多名在校生中，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学生有近千人。近年来，环江高中一本上线率连年增长，位居河池市同类学校前列。由于教学质量突出，这所学校每年还吸引数百名周边县区的学生前来就读。
为了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各级政府投资建设了新校区。县政府还将人才引进政策向这所公办高中倾斜，每月发放3000元的额外补助，吸引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毕业生到该校任教。
“我们小县城要办‘大教育’、穷县要办富教育，最好的建筑就是校舍，最好的设备要给学校。”黄荣彪表示，学校的办学条件好了，师资力量强了，孩子们才会从小就喜欢上学，不会过早地离开学校。
越是基层艰苦地区，教师的待遇越要倾斜
都川小学位于环江县川山镇都川村，校长韦瑞国1997年到这里任教，见证了这所村小23年来的变化。
以前学校的硬件条件差，教师上课只有粉笔和直尺。当时韦瑞国教数学，想给学生演示一下几何图案，但他没有教具，只能自己动手，用木头和筷子绑在一起做演示。学校附近交通不便，只有一条小路通到县城，去一趟县城要走几个小时。村里也没有水泥路，教师们踩着土路来上课。韦瑞国还记得，那时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想调到县城去。
“现在路修好了，坐车到县城只要几十分钟。教师的待遇也提高了，相比于县城教师，我们还能多得偏远山区生活补助费。”韦瑞国告诉记者，学校的环境、住宿和办学条件得到了大幅改善，学校还经常开展教师演讲比赛、歌舞文体活动，近几年新招的教师觉得在农村工作也不寂寞。
环江近年来实施教师绩效奖励工资，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不断改善教师待遇。特别是从2019年起，乡村教师每人每月发放的工作补贴提高至400元-500元，边远山区支教、走教教师每人每月发放工作补助1000元-1600元。乡村学校的教师工资水平甚至高于县城。
此外，环江还实施了乡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项目，共建设教师周转宿舍755套，基本解决了乡村教师的住房困难。
毕业于河池学院的韦林浩，2018年9月到都川小学任教，主教数学。他热爱运动，还兼任体育教师，去年带领校足球队获得县级小学生足球比赛的冠军。镇上为了鼓励他，送他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体育专业进修了4个月。与此同时，他还在年度考核中获评为优秀教师。
“近几年县里政策向乡村倾斜，乡村教师相比于城区教师，不仅更容易满足评定职称的条件，而且被评上的概率更高。职称上来了，工资自然也就提高了。”川山镇中心小学校长贲海娥表示，以前总要想方设法留住教师，现在乡村教师待遇好了、心理平衡了，年轻教师还被鼓励参加各类活动、比赛，他们觉得待在乡下也有发挥自身价值的舞台。
乡村教师有了相对体面的经济保障，能把更多精力集中在教书育人上。贲海娥注意到了变化：“老师热衷参与学校管理，学生也能感受到学校生活的快乐，愿意主动来上学。甚至有个别留守儿童，周末都想留在学校。”
环江县教育局局长郑志咏表示，教育要成为环江的一张名片，要让教师在岗位上有一种成就感、归属感，要引导教师把教育当作一种事业。从2013年开始，每年教师节，环江县不仅给优秀教师颁发荣誉证书，还进行资助奖励;另一方面，把教师列入高端人才引进计划，所占名额过半。郑志咏说：“我们尊师重教，给老师很好的平台施展才华，包括政治上、经济上的待遇，教师的生活水平不比其他行业低，他们才会觉得有尊严。”
找出符合当地特点的课改模式
在教育部推动全国中小学第八次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政策背景下，环江县为改善当地教育教学质量、探索符合当地特点的课改模式，曾走过不少弯路。
“环江作为一个深度贫困县，我们一直有个梦想，要变成教育强县。”环江政治和历史教研员梁扬梅表示，因为处在贫困落后地区，教师的知识储备不足、专家引领较少，所以一直在向外学习。
2013年以前，环江为推行“课堂达标”改革模式，曾组织教研人员到外地名校学习经验。但究竟什么样的课堂才算达标?由于“课堂达标”的内容条目繁杂，教师们的理解始终较为模糊。
2013年-2015年，环江县课改进入“新课堂整体创建”的第二阶段：环江和学景教育集团签订了两年期合同，对环江三中在内的4所示范学校的师生进行培训指导，而且外派老师学习并引入山东杜郎口中学、江苏洋思中学的优秀教学模式。
“我们把别人好的部分吸取回来，比如杜郎口的‘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做不到的就摒弃，再加上学景集团的培训指导，形成了系统化的课堂创建模式。”当时担任环江三中副校长的郑红霞，现在是环江初中英语教研员，她告诉记者，“新课堂整体创建”模式虽然在当时推行的效果不错，但仍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
一方面，学校师生需要参加的培训很烦琐;另一方面，本地学生基础较为薄弱，发达地区的很多教学方法无法直接挪用。
2017年，环江县决心把课改彻底明晰化，在保留“新课堂整体创建”模式成功之处的基础上，提出了“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信息技术应用”的三位一体模式，即学生首先做到自主学习，进行合作探究，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再融合信息化技术应用。
“环江是个国家级贫困县，师资力量薄弱、教育教学观念落后，基层学校的教师对学习那些高大上的课改模式不感兴趣，也很难学会和运用，他们需要一个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课改模式。基于此，教研室在第一和第二个模式的基础上，提炼出了这样一个模式。”环江县教育局党工委委员、教育科学研究室主任莫李全说，当有教师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如何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时，学科教研员就叫教师念一念这个标题：“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信息技术应用。”念完后，教师自然明白，要按这个思路去备课和上课。
“为了推动三位一体模式，我们教研员要首先进行前期提炼。例如自己先编写科目资料提供给教师，再组织各个学科教师进行培训。”环江县教研室副主任蒙宁表示，经过几年推动，当地教师的教学行为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在中小学课堂都能得到落实。与此同时，学生的学习行为也发生转变，前后排集中讨论问题成了常态。随之而来的，也有成绩上的体现。“原来村校学生很难站上领奖台，现在他们也能拿到各类县级比赛的奖项了。”蒙宁说。
“我们做完教师培训，还会下乡进行课堂诊断，遇到困难、问题，我们就把它提升为课题。”梁扬梅说，以小组合作学习为例，这是合作探究的核心，但很多老师组织起来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学生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导致部分老师认为合作学习浪费时间，不如自己讲还快一点。因此，“如何有效进行小组合作”就被作为课题进行研究。
梁扬梅说，小组合作的问题在农村学生群体中尤为明显。“学生的表达能力差、知识储备少，面对提问常会手足无措。我们最终的解决方案是，让学生慢慢适应，不能对学生要求太高，一开始至少让学生有胆量站上讲台，即便声音小也要让他继续讲，要静待学生成长。”
她观察到，通过组内探讨、展示交流等模式的反复推行，农村学生的表达能力、自信心、合作能力等都得到了提升，而这些也正是学生未来投身社会所需要的素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洋 实习生 李佳乐)
责编：刘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