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婚事喜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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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现代婚礼，接新娘，拉嫁妆，已不是《诗经》里的马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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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的嫁妆——“箱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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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衣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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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的三转一响 |
■ 高黎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结婚，对于国人来说从来都是大事，也是大喜事。《诗经·国风·周南》就对结婚这件大事给予歌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古时称女子出嫁为“于归”，“宜其室家”就是夫妻共同组成家庭的意思。组建新的家庭，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因而女子出嫁，嫁妆是必不可少的，既代表新娘的身份地位，也是娘家人对新娘的美好祝愿。《诗经·卫风·氓》里说：“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就是开着你的车子来，把我的嫁妆拉着去。虽说每个年代的嫁妆在不断变化，里面蕴含的真情始终不变。
今年回老家过年，正好赶上村里一个晚辈结婚，震惊于这几十年间农村婚礼的巨大变化。我的老家是一个名叫“石庄”的村庄，这里没有商业，也没有出过什么精明的生意人，富有之家也是寥寥，更没有什么功名显赫的大人物从这里走出去。世代以农耕为主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民风淳朴，民俗活动既有汉族的也有土著民族的，包括过年的各种习俗、正月耍龙、二月插花节、四月清明节、五月端午节、六月火把节，七月接祖，八月中秋节等。在这些民俗活动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讨亲嫁娶时的礼俗，沿袭至今，其间有传承也有扬弃，保留下来的有支酒壶、杀鸡、通话、婚礼、回门等五个环节，最热闹的当是举行婚礼了。
与城里的婚礼相比，农村大不同。城里婚礼大多在公共场合如宾馆、酒店举行，还要提前两三个星期发请帖，接到请帖才会去，到时新郎新娘及父母穿着礼服站在门口迎客。我老家就没有这么麻烦，不用发请帖，道听途说某家的儿子结婚或是女儿出嫁，就知道自家该不该去，送大礼还是送小礼，这在平常的礼尚往来中就已经确定了。也不耐烦去什么宾馆、酒店，就在家中举行，男方家中宴请宾客，女方家中也宴请宾客，这一闹腾就是“搭棚、正婚、回门”三天。这三天里全村的人都来，说是来帮忙，也不完全是。村里有专门做菜做饭的师傅，只要是村里有大事小情都由他们承办。其他人来“帮忙”就是打麻将、玩扑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满嘴跑火车地聊天。即使如此，主人家还满心喜欢，不怕人来，就怕人不来。这帮的是“人要人来潮”的忙，是帮主人家挣面子的忙。
现在农村陪嫁的彩礼六万、八万的不等，但绝对不会刚好是十万，十万的谐音是“失望”，要么九千九百九，长长久久的意思，要么超过10万。不管多少，娘家都会再拼上些将这些彩礼作为陪嫁给新娘带回，就是希望能在婆家过好日子。陪嫁的嫁妆就更多了，只要是生活需要的，都会配备齐全，与过去不同的是，过去这些陪嫁是要结婚当天才随新娘子一起送到婆家的。现在是布置新房时就一概配备齐了，结婚那天新郎新娘坐在花车里，后面一长溜的车，奥迪、丰田、大众，各种品牌的车差不多都齐了。当然啰，大红的喜字和长长的鞭炮也是少不了的。
我看了“礼簿”，隔壁邻舍送的礼金一律都是120元，我问了下怎么会是这样，我老姐解释说，这是社长规定的，前久是一户人家100元，外加两筒米，各家的米汇集拢来也是各种品种，不好煮饭，听了大家意见后就“折干”，一户挂礼120元，谁家也不准超过这个标准，可见社长的权力和魄力了。当然，有亲戚关系或者是平时处得较好的另当别论。
这让我想起1979年国庆节我结婚时，全国改革开放刚一年，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和人们的生活条件都还相对较差，送去的彩礼是126元，与现在十万八万的比起来是天差地别，有个6是寓意一切都顺。娘家陪嫁的是一箱一柜，是请寨子里最好的老木匠做的。老木匠是我们家邻居，寨子里起房盖屋都请他拿墨，装修房子，做箱子、柜子、床这样的嫁妆，就他认真细致，几乎无瑕疵。再就是“两铺两盖”，即两张被子、两床褥子、两个枕头，还是与亲朋好友借了布票才置办齐了的。那时买布还要布票，一人一年就一丈六尺布票，一个被里或是被面就要一丈多，结婚需要更多的布票，就只有东挪西借了。结婚那天，我老姐和着几个堂妹去接亲，还请了四个小伙子去帮抬柜子。抬柜子的两根青竹竿上拴了红线，捆绑的绳子也染成红色。到了新娘家后，喝过糖茶，吃过饭就将柜子端到院子里，再将箱子放在柜子头上，箱子上再放“两铺两盖”，捆绑好了走在前头任招摇，经过田野和村庄，都是一路的喜气。新娘则在亲人们的前呼后拥下，跟在嫁妆后面一路走来，行人看见了就围上来，对新娘评头品足，对嫁妆指指点点。
陪嫁一箱一柜，是古风遗制，这样的风俗沿袭了几百年。我母亲是民国年间结的婚，嫁妆就是一个箱子、一个柜子，还有一个小橱柜，是专门用来将箱子摆放在上面的，所以称“箱脚”。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柜子，每当母亲开柜子门时，柜子门就会有“吱嘎”的响声，听到这响声我们姐弟几个就会跑去站在柜子前，母亲就从里拿出板栗大小的红糖来分给我们一人一小块，这在当年已经是最好吃的东西了。
不但陪嫁我母亲的是一箱一柜，事实上我奶奶那一辈陪嫁的也是一箱一柜，奶奶去世后也一直保存着。我孃出嫁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倡举行“革命化婚礼”，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作嫁妆，就把我孃给嫁出去了。后来我母亲看我孃连装衣服的地方都没有，就将陪嫁我奶奶的柜子给我孃送了去，又请村里的老木匠做了一个箱子，也算是遵循了一箱一柜的旧制了。可见，一箱一柜作嫁妆，从我奶奶到我母亲再到我这一代，作为一种风俗沿袭了三代人。再往上追溯呢，上百年不止吧。这是小农经济的产物，由于社会的经济状况没什么改变，这才使得嫁妆保持了百年不变的一惯性，是在传统自然经济下形成的规范。
然而这一切，在我结婚时还是有了些微的变化。结婚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去过一些地方，知道城里兴时衣橱之类的。就自己动手，照着家具书上的图例做了个两门的高低橱，赶在结婚前摆在了新房里。虽然只是两门高低橱，却是我们寨子里“第一个”衣橱，才做好就有很多人去看。婚礼当天来相帮或是做客的人都要进去看一看，除了看媳妇娘家陪嫁来了些什么东西，再就是看那高低衣橱，这在寨子里还是新鲜事物。
我结婚时同样强调移风易俗，简易办婚礼。但因家在农村，就采取“双轨制”，备办了些糖果瓜子，买了两条烟，也没什么证婚人、司仪之类的，我们单位人不多，只有十来个同事，就在单位办公室里跟开座谈会一样，讲讲“革命的恋爱史”，表明今后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互促进步的打算，就算是完成了在单位的婚礼。然后回到家按农村规矩办了几桌酒席，买肉需要肉票，国家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就两斤肉票。好在家是农村，年初就买了个猪回来喂着，杀了后按国家购留各半政策，交供销社一半，剩下也就七八十斤，又以单位伙食团的名义到达丙食品厂买了30斤肉回来，算是有面子的了。
邻里之间的贺礼有1元、2元的，也有送礼品的，洗脸用的搪瓷盆就收到十几个。如果不是有当年的“礼簿”在，还真不敢相信。收到最大的礼金是20元，是一个长辈送的。同事之间送被面、枕巾、八磅保温瓶或是一笼蚊帐已经是大礼了。我的一个好友给我送来六个杯子，一个红色的塑料茶盘。现在的塑料制品会老化，可我那茶盘用了四十年了，一点老化的意思都没有，就是颜色也还是那么鲜艳，既见证了爱情，也见证了友情。
现代人结婚少不了婚纱照，我们那个时候连黑白照片都没有，结婚证上有毛主席语录：“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紧接着就是“某某和某某自愿结婚，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根本就没有贴照片的地方。还是25年后，陪女儿女婿到昆明拍婚纱照，影楼说可以送拍一套父母的婚纱照，是影楼为了招徕客人整出的一个“引诱”政策。在女儿女婿劝导下，说就当是给我们拍银婚纪念照。不用说，老伴穿上婚纱的样子还是挺好看的，怪不得现在的女孩子都“憧憬穿上婚纱的那一刻”。
现在回过头去看从我往上推的祖孙三代一成不变的嫁妆一箱子一柜子，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实是一种类似活化石的东西，它长期顽强地保留在我们古老生活形态里。即使在1949年后的中国，意识形态有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未能改变传承的内容和特性。这是因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耕作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到了我们这一辈人，从本质上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几十年间，好多物和事还来不及细细体味，就又有了新的变化，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开挂”了。80年代的年轻人追求五斗橱、大衣柜等新样式，也不知道是不是我那个高低橱惹的祸。90年代就更讲究了，要“三转一响”，就是一部单车，一台缝纫机，一块手表，一台收录机。品牌上也有追求，手表要上海牌的，自行车要凤凰牌的，缝纫机要飞人牌的。“三转一响”既然是理想的嫁妆，与现实就还有一定的差距，不可能都是名牌，求其次也是可以的。当时上海全钢手表125元，凤凰牌自行车150元，飞人牌缝纫机120元，这要花好多钱。何况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都是凭票供应，有钱还要有“关系”，走得通“后门”才行。有一两样也同样是很开心的，要是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无异于现在开着一辆品牌小轿车。再后来“三转一响”被电视机、电冰箱、摩托车、CD机所代替。
村里人不再稀罕从老辈子传下来的一箱一柜，就连既实用又能防蛀虫的樟木箱子也没人要了。就在老木匠还没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没有人再找老木匠做活，老木匠不知不觉已被人们遗忘。不说别的，我们过去用的推刨、锯子、斫子，现在都已经电器化了啊!就是当年自做结婚家具的我，坐书房里，书桌上不再是文房四宝，而是一台电脑。写字不用笔，有什么想法就在键盘上敲，投稿也不用誊写在稿纸上再通过邮局寄出去，用微信或是电子邮箱就发出去了。
进入21世纪，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曾经的奢侈品如缝纫机、电视机成了生活日常用品。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国家的强盛，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新月异。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实行农村农业生产责任制后，温饱已不是问题，尽管政府反复强调移风易俗，反对大操大办，但人们就是不听，政府说归说，百姓做归做。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文化浪潮正在通过电视、互联网等传媒手段进入乡村的每个角落，习惯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而引起了审美观念的变化。过去的嫁妆被新一代认为是过时、落后的东西而遭到冷遇。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当大多数人为解决温饱而奔波的情况下，少数人追求更高的生活条件是一种奢侈。但当经济条件许可时，当奢侈品转化成普罗大众生活的必需品时，就不再是婚礼的一种追求，而是生活的标配。在这40多年中，嫁妆大抵是十年一变化，如今如果还要讲什么“三大件”的话，那就是房子、车子和票子了。
寨子还是从前那个石庄寨子，老家还是我的那个老家。只是时代变了，生活变了，有些手艺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姐告诉我，老木匠不久前过世了，枉把一身好手艺带进棺材里了。我知道老木匠代表的是一代人，没有人会再去做一箱一柜，做箱做柜的技术也不会再传承。只有婚礼是越来越热闹，越来越奢华，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具体而细微的缩影，反映出的正是我国经济水平、人民生活质量及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进步。
我庆幸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感恩社会给我有了丰富的经历，见证了美好生活到来的全过程。
责编：刘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