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荣芳： 姚关文化“拾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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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理
在施甸姚关街程家巷，有这么一个老人，面目清瘦，皓首苍颜，如今91岁了，依旧精神矍铄，每天以读书看报为乐，笔耕桑梓为荣，他是姚关深厚文化底蕴的继承者和传承人，是姚关人尊敬的程老师，他就是程荣芳。
1933年，程荣芳出生在姚关古镇程家巷道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童年听着丰富多彩的姚关故事长大，自小就受到邓子龙等一些英雄人物的熏陶，根植了他的英雄情结。1949年，16岁的他如愿以偿到部队服役。三年之后，程荣芳从部队转业回乡生产待命，经保山转业委员会介绍给保山文教科，随后安排到姚关蒜园小学，成为一名老师。期间辗转了不同地方任教，每到一处都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程老师”。教书之余，写作成了他最大的乐趣，每天晚上在油壶灯下批改作业之后，他都要坚持练笔到深夜。1959年，程荣芳写了一篇中篇小说《春芬嫂》在地方文坛引起轰动，同时也得到了德宏州委宣传部的青睐，向他投来橄榄枝，借调他到德宏州委宣传部跟班学习，一年之后，回到保山县文化馆。1962年施甸分县之后，机构重组，他成为了施甸县文化馆的首任馆长，负责主抓全县文化工作。1983年，他被调到施甸县志办公室当主任，开始组织人筹划撰写新中国成立以后施甸第一本县志。程荣芳虽然是事业人员，但他秉承着一颗公仆之心，四十多年辗转不同的机关部门，如一根定海神针在单位中树立了榜样。
在程荣芳的书房里，挂着一幅字——“文化拓荒者”，如黄钟大吕，字字铿锵，这是1993年他从县志办退休时县文化馆赠送的，一直被他小心翼翼地挂在书架边，伴随着他几十年的“归隐”岁月。
每当说到“文化拓荒者”这个称谓的时候，程荣芳总是很谦虚：“这是晚辈同行对我的厚爱，我不可能做得了拓荒者，施甸文化博大精深，民间集大成者更是大有人在，我只是本着一份爱好和执着，写了一点心得，做了一些收集整理工作，我的成绩也只是施甸文化的冰山一角。充其量我只是一个文化‘拾荒者’，在施甸浩如烟海的文化中拾得只字片语。就连我们姚关都有八千多年的历史，我乐意做一辈子的‘拾荒者’，从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岁月空间里的文化珠玑中继续‘拾荒’，用我手中的笔来穿针引线，将它们穿成一串更有价值的珠玉，展现给世人。”
程荣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满屋子的典籍，载满文化乾坤，一脑子的学问，就是他日复一日的“拾荒”所得。在这里可以看到几十年前见证历史变迁的黑白老照片，读到半个多世纪前的旧报纸，每一次社会变革、每一份刊登过姚关经济文化发展的文章，都被他做成剪报装订成册，贴上标签精心珍藏着。特别是在建党百年之际，程荣芳也用了自己特殊的“剪报”方式，剪下了他从报纸上学习到的关于党和国家发布的党史内容，装订成了一本厚厚的《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党史教科书”。即便已九十多岁，他对党史学习仍保持着胜过年轻人的活力。他把满屋子的“拾荒”心得进行了分类，到查阅的时候随手就来，如数家珍。伫立书屋，满屋书香阵阵，文化熏陶让人耳聪目明，仿佛置身一座地方历史文献博物馆。程荣芳自嘲是“拾荒者”，恰是他这种拾荒精神，成就了他“扫地僧”的地位，他如灯塔般昭示着一股文墨方向，激励着越来越多的文化孺子前行。在姚关，大家形成了一种共识，想要了解姚关文化就去找程荣芳老师，他就像一本姚关文化百科全书，你总能从他那里了解到你想要的知识。生活中有了像程荣芳一样的拾荒者，地方文化才能生生不息，在积淀中传承。
当谈到自己写作年限的时候，程荣芳风趣地说：“今年我与老伴长相厮守了70年，我写作的历史比认识她的时间还要长，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用写作为自己养老送终，这也将是我盖棺定论之时，唯一能够伴随我长眠的东西。”
对于写作，程荣芳保持着严谨的态度，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要经得起时代和读者的检验，好的作品不可能复制粘贴、信手拈来，要有“钝刀磨十年”“少年功夫老始成”的毅力与决心去创作。
在施甸文化馆工作的时候，程荣芳走遍施甸的村村寨寨，通过平时收集所得，开办《施甸文艺》，历经11年编写《施甸县志》，退休之后5年编《姚关镇志》，3年写《清平洞校志》，在他的推进和参与下，姚关一些地方文献丛书如《山邑村志》《摆马村志》等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程荣芳说，编撰地方文献，要本着对历史、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不能杜撰，更不能混淆是非、颠三倒四，要实事求是;而文学作品相对随性，创造性多，但也不能天花乱坠，风马牛不相及，华而不实。晚年编著邓子龙姚关卫国纪事《看上亭上月常圆》一书时，虽然有些取材来自民间传说、百姓故事，但是对于文字的锤炼以及邓子龙事迹的收集，程荣芳没有半点马虎。他通过多方辗转，联系到江西丰城文化馆相关人员，频繁与之互通书信，收集邓子龙史料，经常向省内研究邓子龙的专家请教，集腋成裘，修改数次方成此书。2011年，为了缅怀杨善洲老书记逝世一周年，他多次去到大亮山，一个人切身体验窝棚生活，沐浴善洲遗风。不知疲惫地一路折腾，不为功名利禄，只为百姓之心对公仆情怀的一次缅怀，只为一名党员对榜样的坚守，也是一个活着的老人对一个离去老人无声的追忆。本着一颗文化之心，程荣芳写出了一篇饱含深情的《大亮山火红晚霞更灿烂》，通过手中的笔让善洲精神发扬光大。文章一经推送之后，就在以善洲精神为题材的征文中荣获特等奖。面对荣誉，程荣芳谦虚地说：“即使我再用情，都难以展现善洲精神的万分之一，任何人来到这里，都会被善洲精神震撼，都想把眼前的万亩绿洲变成笔尖流淌的文字，寄托一种祭奠和缅怀。”
程荣芳是姚关现存为数不多德高望重的老文人之一，如今，尽管昔日乡村小路已经变成平坦大道，曾经的陋室小屋已经变成明亮的楼房，乡村逐步城镇化，让归来的人找不到古镇乡愁，但从程荣芳的口中，我们还能得知姚关人的许多往事，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姚关的印记，他成了岁月图腾的“活化石”，姚关人可以透过这一面镜子去了解前世今生。
任凭岁月把他的身形吞噬得如一支清瘦的笔，他依旧保持着文人的潇洒飘逸，头发有精神的向上梳着，散发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自信。脸庞消瘦，颧骨棱角分明，额头上布满岁月痕迹，宛如一张姚关地图，可以窥视姚关文脉的经络。他把自己活成了一种文化，是对岁月无声的书写，更是对姚关文脉用心的沿袭。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每一个朝阳，清茶一杯，报纸几份，忘却庭院春秋几度，一头埋在窗前的书桌上执笔耕耘，直到老伴轻叩小门，唤他吃饭才会歇笔。
程荣芳对地方文化的热爱，还表现在他与年轻人的交往上，每次和青年文学爱好者在一起，他总能发现对方的闪光点，谦虚地和对方交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交谈中给自己充电。他对年轻人寄予厚望：姚关是一块有着八千多年历史的沃土，能够生活在这里进行文学创作是一种幸运，我们一定要讲好姚关故事，让姚关文化世代传承。
暮年时光，程荣芳对人生归宿也极其豁达，每一天都是自己生命中最灿烂的单线旅程，饿了吃饭，困了入眠，醒来读书……终点能走到哪里都是乐事，对于身后所托，他表示：自己是从杨善洲老书记同时代走过来的人，终其一生也只是想为后世留一点有用的东西，这是自己的党性，也是做人的初衷。他只希望把自己大半生“拾荒”所得，累积成一个“程荣芳”书屋，留给后世，这也算是一个“老姚关人”对姚关文化的一点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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