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挂包”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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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说要给“大姐”买一件摩托车挡风披，一忙起来就忘了，趁这时有点时间，赶紧上天猫买吧。真没想到，这一路走来，没有任何人生交集的两个人竟然可以成为一对随时记挂着对方的亲人。
应该是六年前的事了吧!那是2014年，我刚调入现在的学校，开学不久，学校就分配到了扶贫挂包帮任务。
当时的我，只是服从安排，没有从更深的角度去理解这项任务。还记得第一次和同事坐轿车去挂包帮，车子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时而越过山脊，时而穿过密林，时而绕过村寨。去的时候还行，到回来时晕车的我，手痉挛得像鸡爪一样，浑身瑟缩，整个人像一个僵硬的木偶。开始时，我挂包的是一户三口之家：一个老母亲瘫痪在床已经十年，一个老父亲已年近八十，一个二十九岁的未婚儿子。大伙儿开玩笑说：“你要负责给他家儿子找一个媳妇。”玩笑归玩笑，但问题还真是现实。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学校通知挂包教师要再次入户，去给挂包户宣传一些扶贫政策，并要帮助他们把涉及到的资料统一放入到“小药箱”里。拿到材料一看，咦!我的挂包户姓名由“李军”换成了“鲁金”，原来是做过调整了。
也没有多想，就按学校的要求去做呗!没有找到合适的同伴，周六早上，我骑上心爱的“小毛驴”(二轮摩托)出发了。凭借着较强的记忆力，我取道昌宁九甲的煤场，偏偏天公不作美，刚到煤场背后就下起了绵绵细雨，虽然是水泥路面，因为雨绵长，路面变得异常湿滑。我穿上雨衣，小心翼翼地前行，一路上还是问了不少次，每次都得到了很热情的指点。大概两个小时不到一点的时间，我终于到了新的挂包户家门口，绑在摩托车货架上的一件牛奶纸箱也跟着隐隐啜泣。“咚咚咚”，敲门声过后，大门开了，一个中等身材，头发已经泛白，脸色蜡黄，双眼无神的妇女出现在眼前，乍一看，我断定，这个妇女怎么说也五十多了吧。看到我一身狼狈的模样，她现出关怜的神色，嘴里说着客气的话，连忙接过我手中的东西，热情地把我领进她家厨房里。她家有四口人，丈夫患有腰疾，干不了重活，日常就在县城附近打打零工;大女儿和男朋友曾到浙江打工，却还要让家人给寄回来的路费;小女儿在县城读初中;她本人身体也不算好，却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说明了来意，我反倒有点过意不去，毕竟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没有更大的能力去帮助她家。没想到她特别地通情达理，也特别地善解人意,非常配合我的工作。找出了清单里要求装的资料，突然，我看到了户主这一栏上的出生年份“1974”，原来，她只长我四岁，我居然喊人家“大姐”，可是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称呼方式，姑且就这么叫吧。我和“大姐”家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至少一个月入户一次的任务着实让没有车的我上头，只有千方百计地凑着挂包同一个社区的同事，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策，毕竟两个人的课程安排不完全一样。入户的工作事项还不少，需要告之小额信贷的政策，告之帮他们交保险之事，贴明白卡，节日慰问……几次入户之后，我记住了另一条虽然远一些，但更好走的路，我决定开启一个人入户的新方式，所以往后的挂包入户大都是心爱的“小毛驴”陪伴我的。每一次到她家，大姐都是如此地朴实、真诚，她理解我的工作。好多次，大姐都要留我吃饭，你想想，我好意思吃吗?因此，每一次我都婉言谢绝了，尽管有时候肚子老跟我闹“革命”。
直到2016年买了车子，才告别了时常风雨陪伴的挂包帮之旅。可是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作为一名新手，我可不像驾驶摩托车那样娴熟，当时爱人还在昆明，没有办法，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开车入户。在心惊肉跳中，我紧握方向盘，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前往目的地。一路都顺利，不成想，当我从大姐家出来时，只见左后轮车胎居然瘪了，大姐一家人也跟着我干着急。正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学校的一个同事刚好路过，他麻利地拿出自己的小千斤顶，三下五除二就把我的备胎给换上了，那种感激难以言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回趟老家，带了些芒果呀、辣椒呀，总会记得带给大姐一份;大姐家里的洋丝瓜呀、白菜呀，也不时出现在我的餐桌上，甚至，雨水天找了一点菌子，也要给我留一份。吃着这些，我心里挺过意不去，可是不接受的话，大姐要生气，以为我看不上。每年杀年猪，大姐都要打电话叫我去吃年猪饭，可惜每次时间都不凑巧，不是有课，就是有其它事情需要处理，一次都没有去成，但是过些天，大姐总会骑着摩托车带着一包肉，骑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出来给我。也许是自己吃过太多的苦，也许是农村人特有的质朴，不知不觉间，我对这个淳朴厚道的农村妇女多了一份敬意。在农村，一个妇女要挑起家庭的重担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啊，我家中的姐姐，十多岁就不得不辍学回家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五十岁不到就落了一身子的病。在这位大姐身上，我隐约看到了姐姐的影子。大概是2018年的春节前夕吧，爱人陪我一起去大姐家。这次，大姐说什么都不答应，一定要我俩留下吃饭，日头已偏西，我俩就答应了。大姐煮了腊肉，香肠，还有卤辣子，这些都是农村的好菜，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后来，再入户的时候，我会很自然地在大姐家里吃饭，和她聊一阵子，如果时间不紧，还会和她一起去房背后摘摘茶。那感觉就像回到家中，跟我姐姐在一起，好亲切。
后来，大姐的小女儿到职校就读，并在国家的扶贫政策下到上海学习工商管理专业;大女儿也招了一个入赘儿子，并生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要说这六年来，我帮了她家什么?实质上是什么忙也没有帮上，我只不过更近距离地目睹着这个家庭怎样在现实的生活中一步步艰难地往前迈进。尽管物质方面没有太大的改善，但一家人和睦、团结，其乐融融，或许，这也是无数个中国家庭的样子吧，谁又会一帆风顺呢?我自己不也是如此吗?
这一路走来，其实我挂包工作所付出的微不足道，真正挑起重担的是那些坚守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工作者。他们为实现全民脱贫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是生命。黄文秀、张桂梅、朱有勇、毛相林、白晶…… 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照亮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我为自己能够为全国的脱贫工作尽一点绵薄之力而感到无比的幸福，与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做的远远不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从来没有一个政党，把人民群众的脱贫定为一项国家发展的大计来施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就是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重大举措。如今，我们实现了全面脱贫，但脱贫不脱政策。我相信，全国人民的生活会就此迈上更高的台阶;我相信，大姐家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与大姐的这份情谊也会一直延续。
(杨游芳)
编辑：田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