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麦蒋家马帮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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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回来
老锅头蒋文杰
两任锅头蒋文杰(左)王希品(中)
爷爷的马钹
1、关于本地马帮的那些事
马帮，作为一种民间的货运形式，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随着交通的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地方的马帮慢慢被各种车辆所替代。而在云南西部保山，横断山脉贯穿南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奔腾于山川河谷之间。由于重重山川河流的阻隔，滇西的交通相对落后，从而使马帮在很长时间内得以保留。我的家乡老麦——一个位于施甸县东部山区的小乡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每一个村都有规模大小不一的马帮。每到初冬季节，这些马帮就外出帮人驮运货物，赚取运费添补家用，直到来年二三月份才回家播种，也有部分马帮常年在外驮运，几年方归。
我们村最大的马帮是以我们蒋家为主组织起来的，虽有很多其他姓氏成员，但在外，大家都喜欢叫这个马帮为“蒋家马帮”，而本地的马帮其实没有真正的马，多数是骡子，有的甚至是清一色的黄牛组成的“牛帮”。蒋家马帮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从牛帮发展起来的。
每个马帮都有一个主要管事的人，大伙称他为“锅头”，锅头负责联系驮运地点、货物及价钱，安排驮运行走顺序等主要事务。马帮还要选一个精明且信誉高的人做管账先生，主要负责管理账务和记录驮运数目。马帮外出驮货在本地就叫“出门”。出门在外的马帮讲究“同出同归，不离不弃”，因私心离弃马帮的成员就要被逐出本帮，永不接纳;马帮与货主打交道全靠“信誉”二字，除特殊货物要立下字据，一般都是口头约定，接下货单，大家就得以约而行，从始而终。除此之外，马帮还有许多特殊的规矩，比如筷子叫“签子”，勺叫“顺子”，火钳叫“掐子”;在吃饭时不得当大家面放屁，露宿野外不得说梦话，不得嚼牙齿……说错或违犯会受严厉处罚。
每当农历十月过半，地里的庄稼收清，锅头会提前联系好货主，再跟马帮成员商量，定下来后就请人捡好出门日子。这出门日期也有很多讲究，一般初一、十五或月尾最后一天是不出门也不进家的，还有一个“七不出，八不进”的说法，也就是初七不出门，初八不进家，究其原因，就连爷爷也说不清了。一旦选定日子，这些大大小小的马帮就开始整鞍架、修马蹄、铸马铃，扎花笼做好出门准备。出门前一天，家家要供天地、供祖宗，全家吃团圆饭，当天早晨出门前还要供山神和路神，一路上也是过桥供桥，进山供山，遇庙拜庙，这一切只是为了能平平安安归来。“铜锣声声，马帮将至。空笼(当地人对大马铃的称呼)响响，亲人归来。”这就是对亲人盼望马帮顺利出门及平安归来的心愿生动的描述。
2、爷爷的马帮故事：艰辛但充满自豪与幸福
1944年初冬，曾祖父蒋鹤的第四个孩子出世，这给我们蒋家大院增添了喜气的同时，也增加了烦恼，受当时战事影响，家庭本来已非常困难了，这时再添丁加口，无疑是雪上加霜，又加上曾祖父的长子还在保场读中学，每月也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不得已，曾祖父变卖了一些东西买了两头牛，将刚满12岁的爷爷送进了蒋家牛帮，托付给了牛帮里的自己本家侄子“蒋锅头”蒋文科。就这样，还未好好享受童年快乐的爷爷早早挑起了家庭重担，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马帮生涯。
作为五个弟兄中唯一没有上过学堂的爷爷，回忆起那一段岁月，充满自豪的同时，也流露出了丝丝的遗憾，因为他是蒋家大院中唯一不识字的男丁。刚进入牛帮，爷爷遭到部分成员的嫌弃，是呀，他太小了，会成为大家的负担，爷爷虽然年纪小，但能读懂大家的眼神。为了得到大家的肯定，爷爷总是起得最早，帮着拾柴、烧水、做饭、放牛料、摆鞍架。白天努力学习绑货物、端驮子，一道道血口子愈合了又裂开，一个个血泡起了破，破了又起;晚上整理好鞍架、拴好牛、又放好牛料，最后一个入睡。在外赶牛马的人，生活极其枯燥，除了吃饭时在一起拉家常，开个玩笑，大半时间都是与自家的牛马在一块，而晚上经常会露宿山林，天黑下来，烧堆火烤一下就睡下了，而牛帮或马帮为了减轻牛马负担，是不带帐篷的。大家只有把绑货的架子拉拢，在架底铺上羊毛毡就睡了。爷爷经常累得一睡下就连下雨也不会醒，然而，好强的他第二天醒来仍然咬紧牙关继续干，从不表现出疲惫的样子。渐渐的，大家都喜欢上了这个小牛倌儿。
那两年，为了安全起见，蒋家牛帮驮运距离并不远。主要为保场一个货站驮白糖、竹笆、香肠等出去保山，回来时又买盐驮回卖给货站赚取差价，这样，一个来回，每家一头牛就有一块半左右大洋的收入。蒋家牛帮因收入可观迅速壮大起来，由开始的三十多头牛发展到了近百头。爷爷15岁时，因好学能干被推举为牛帮的管账先生，而且是一个不识字的管账先生。每个货运季节结束，爷爷就会翻出他那本画满横横竖竖和一些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符号的特殊账本与大家对账。每次对下来都会丝毫不差，牛帮成员们无不心服口服。货站的老板也非常信任爷爷，喜欢与这个心细诚实小伙子合作。
1948年，受内战局势影响，国民党政府对多数物资加大管制力度。庞大的蒋家牛帮经常出现无货可驮的状况，牛帮不得已解散了。很多人进行重组到外地找货源，有的冒险到缅甸或老挝等国家驮矿石或玉石;有的干脆卖了牛在家种地。正在爷爷不知何去何从之时，保场货站一个叫贾学孟的老板找到爷爷，让他组织人继续为他驮运货物。爷爷找到了还未出门的十多家老成员，重新组建蒋家牛帮，16岁的爷爷成为了当地最年轻的“牛锅头”。
当时，当“锅头”并没有什么好处，爷爷虽然得到大家认可，也有一定人脉，然而，当这个“锅头”却并不容易，你不但要保证有活干，还要保证拿到运费，安全也是“锅头”时时刻刻要考虑的问题。就在那一年的一次遇险，差点给这个重建的牛帮带来灭顶之灾。爷爷在讲起这件过去近70年的事时仍是心有余悸，激动异常。那应该是1949年1月中旬的事，爷爷带着牛帮走年前最后一趟驮运。牛帮到保山交完货，仍然像往常一样买了些私盐驮回施甸，而这次受阿金(保山辛街与施甸老麦交界处的一个寨子)一个老板委托，给他多捎带了三百多斤食盐。到了阿金附近的大马店，爷爷让牛帮住下，为了不引起当地民团、自卫队的注意，只能趁夜让人挑过去。天黑下来后，爷爷带着三个年轻力壮的兄弟挑着盐往阿金出发。马店到阿金只有三四公里路程，一个多小时，爷爷他们刚到村口，还未进村，就听到村里枪声大作，哭喊、吼叫乱作一团。爷爷一行三人赶忙转身往回跑，却被村子里冲来出的十多个拿着刀枪和火把的人围住，未来及反应就被夺了担子捆绑了起来。开始，爷爷以为是自卫队的人，并不惊慌。等看清这伙人的着装后，爷爷惊出一身冷汗，心凉到脚底，眼前这伙人分明是流窜在三县交界的“共革盟”残匪，这伙土匪心狠手辣，落在他们手里的人几乎没有活着回家的。就在爷爷他们已经绝望的时候，四周又响起了枪声，土匪大乱，爷爷拉着两个兄弟躲进一块田里。土匪跑散了以后，爷爷他们被赶来的自卫队搜了出来当作土匪带到了村公所。经过爷爷反复解释和阿金老板的帮助，自卫队相信了他，但仍以私贩食盐的罪名关押他们。两天之后，在阿金老板的打点下，家里找了两个有威望的人将爷爷他们三个人保释了出来，回到马店，打听到牛队在那晚听到枪声就连夜离开了，爷爷就放心了。后来听说，就在爷爷离开的那个晚上，土匪袭击了阿金自卫队的驻地，洗劫了马店，打死了不少人，这次真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呀。打那以后，爷爷更加谨慎，但并没有因此停止驮运。
1950年2月，云南宣布和平解放，爷爷的牛帮迎来了转型发展的春天。上面下来了工作组，将村里的几个地主家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我们家分到了部分山林土地，还有两匹骡子。爷爷动员牛帮成员将牛全部换成骡子，由于骡子不但能驮而且速度快，价格也没有贵多少，大家都积极响应，这样，蒋家马帮算是正式成立了。家家都是清一色膘肥体壮的大骡子，新鞍架、新花笼，配上新打造的大马铃、小马铃，爷爷还买了一面纯铜打造的赶马钹，那叫一个神气呀。
马帮第一次出门的情形，爷爷记得非常清晰，因为那是爷爷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一天。那天清晨，爷爷起了个大早，给骡子添加草料和水，奶奶也起来给大家做早饭。马帮的成员到齐后爷爷做了最后的要求，大家吃过早饭整理好鞍架，安排好骡子顺序，准备出发。爷爷带大家烧了纸钱，磕过头，给头骡挂上新缝制的火红色粗花笼和大马铃，给二骡挂上浅红色的细花笼和小马铃，每家给自己的骡子放好鞍架，爷爷重重地敲了一下马钹，大声喊道：出门了。大家附和着：出门了。骡队按顺序走出蒋家大院。马帮从村中间的大道穿寨而过，那大马铃声的低沉厚重，随着骡子脚步混响着小马铃声的清脆悦耳，再配上爷爷有节律的马钹声，简直就是村里一首美妙的马帮交响曲，在村子里久久回响。村里的乡亲都出来看热闹，大家指指点点，不停发出啧啧赞叹，羡慕的目光在马队间交织着，马帮里的每一个人都被自豪的情绪包围着。
走到村口，爷爷停下了马钹，朝着马队吼道：“大伙来，跟家里人交代一声。”几个年轻人回过身，朝着送行的家人用本地的山歌调唱起了自编的《出门调》：“冬月里来吹冬风，赶马的汉子要出门，在家的媳妇儿多用心，领好小，看好老，照顾好上下家里的人。腊月过了是新春，在外吃住你别挂心，攒下了银子回家门，买新衣，盖瓦房，红红火火的日子就过得成。”唱完就吼叫几声，转身与马队离村远去。
马帮成立不久，爷爷听说施甸成立了一个施甸贸易公司，需要大量马帮驮运货物，就去试试，看能不能找到驮运的活。未想到，负责招马帮的负责人竟是曾经合作过的熟人，没费多少周折，公司同意招爷爷的马帮进行驮运，主要负责将食盐、红糖、草席等货物驮往保山的芒宽、坝湾以及六库上江一带。两三年下来，由于爷爷的马帮总是能将货物按时按量地送到目的地，名声在周边传了开来，主动找爷爷驮货的人越来越多，马帮跑遍了云南各地。那可以说是爷爷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到现在，在旧城、湾甸、打黑甚至更远的地方，说起老麦的“蒋锅头”，还有部分在世的老人还赞不绝口。说到这一节，看着爷爷骄傲的样子，我都被感染了。
1956年，村里成立了生产合作社，爷爷被选为生产队的副队长，马帮也编进生产队，仍由爷爷负责。当时出门的人每个人每天可记15个工分(当时在家里，一个成年男人干一天活记10个工分，妇女、老人等每天记7到9个工分)，但出门所得的运费必须如数交回生产队。刚开始，马帮还能勉强维持，但之后的几年，村民的生活又变得困难起来，马帮越来越困难了。爷爷带着马帮奔波在昌宁、施甸、龙陵三县的几个糖厂之间，来驮白糖回驮柴，靠工分和其他一些微薄收入维持着家庭的生计。爷爷每每回忆起那几年的经历，眼角总会泛起泪花。马帮总是饱一顿饿一顿，有时几天都吃不上正经的饭菜，马帮里的人都被胃病困扰着，很多稍上年纪的人都是走着出去，驮着回来。马帮一度几乎垮掉，但爷爷一直咬着牙坚持了下来，然而，在那段时间，家里虽然非常困难，但爷爷从未克扣过一毛运费，每次出门回来，爷爷和大家一起算清每一笔账务，将运费齐齐交给生产队。直到70年代中后期，马帮的生活才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1972年，为了减轻家庭压力，我们家经历第二次分家，爷爷他们五个兄弟，各自为一家。虽然，我家的人口多一些，但爷爷的压力总算轻了一些。
1982年，土地下户了，农民又开始真正干自己的农活，过自己的日子。蒋家马帮又可以抖擞精神，重整旗鼓，可刚满50岁的爷爷，在走了38年的马帮后，已经力不从心。爷爷勉强带着马帮走了一年后，决定交班了。1983年，年满25岁的父亲，被爷爷送进了马帮，马帮“锅头”由跟随爷爷十多年的兄弟王希品接任，马帮里的年轻人都喊他“品叔”。1989年因父亲离开马帮，当时年已57岁的爷爷还走了他马帮生涯最后一季。从1944年到1989年，爷爷在马帮度过了45个春秋，从一个懵懂的孩童到两鬓花白的老人，他的一生几乎都在于牛马打交道。现在，爷爷已经85岁，他最挂心的仍是家里唯一的一条黄牛，每天喂水加草，没有一天停下过。那几套早已闲置的鞍架，爷爷还时不时还拿出来擦洗整理，那面爷爷敲了半辈子的马钹也一直收藏到现在，很多人出高价跟他买，都被拒绝了。大家表示不理解，是呀，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又怎会理解老人那一份情感呢?
3、父亲的马帮故事：厄运连连，两次死里逃生
父亲17岁在本乡初中毕业，在当时算是有知识的人了。18岁那年被招进了村里的茶厂当管理员，工资很低，可父亲却干得很开心。其实爷爷是希望作为长子的父亲回家接他的班——出门赶马，可父亲根本不愿意干那一行，虽然收入比他在茶厂要高，但赶马太苦，而且他认为读了七八年的书去赶马太可惜了。父亲一直想着干点有知识的人该干的事，几乎没有给过爷爷商量的余地。
1978年初，20岁的父亲与长他一岁的同村姑娘(我的母亲)结婚了。那一年，茶厂不景气，父亲几乎没有什么收入就回家了。就在爷爷想再次提出要父亲接班时，村里通知县里在由旺的“五七干校”举办一个赤脚医生培训班，父亲毫不犹豫报名参加了，一年后，父亲成为了村里的赤脚医生。那个年头，村民的生活水平太低了，医生虽然受人尊敬，但收入却不高，几块甚至几角钱都要欠账，父亲的收入根本无法减轻家庭压力。1982年，我两岁，我弟弟也出世了，父亲的压力越发重起来，不得已，父亲转行做了兽医，然而，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1983年，在爷爷多次商量和强烈要求下，父亲终于答应了，接过了爷爷那面敲了三十多年铜光闪闪的马钹，开始了他短短5年的马帮生涯。
父亲虽然不喜欢干马帮这个行当，但从小就跟着爷爷在农忙时节为家里驮牛赶马，驮运的各种技能并不比其他人差，加上父亲识字，即懂人医又会兽医，进入马帮就成为了核心人物，他是这个马帮自成立以来最有学识的管账先生。
开始的两年，父亲还算安守本份，踏踏实实的跟着王锅头品叔在旧城、打黑、昌宁县的卡斯之间驮运白糖和柴，只是偶尔找个借口回来偷下懒，让爷爷替上几趟，爷爷也是一时难以适应常年守在家的生活，乐得借此出去过过马鞭的瘾。第三年，马帮多数老人都纷纷交班给了儿子，帮里只剩下锅头品叔和同村的老兄弟洪叔了。大家虽然一直尊品叔为锅头，但马帮的事物实际是由父亲和几个年轻人说了算。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土匪的困扰，马帮一些古怪的规矩被废除，赶马的路上也不像以前那样严肃，大家无聊时唱革命歌曲，唱样板戏，吼几嗓子山歌，气氛就活跃起来，而大家最喜欢听的还是一个马帮兄弟唱永德一带流行的《赶马调》中的《和家团圆》，歌词是这样的：
“去时骡子去时鞍，头骡二骡走进庄。
项上马铃依然在，叮叮当当多响亮。
乡亲听到大铃响，知道游子归故乡。
一把扯住马笼头，还没问话泪成行。
娃娃听得大铃响，马前马后一大串。
错认我是远处客，猜我来此干哪样。
二老听得大铃响，双双摇头轻轻叹：
我儿久久无音信，切莫错把路来望。
头骡来到大门口，跨过门槛踏进院。
二老猛见头骡到，望我忘把驮子端。
妻子抱儿门边站，低下头来泪盈眶;
顺手接儿抱在怀，儿不识父哇哇嚷。”
走累了，干累了，大家总让他来上一段，唱完就给他一包烟，乐上一段。晚上，点起马灯，玩几把扑克，只要不影响第二天行程，品叔也不说什么。慢慢的，父亲已经不再满足于跑父辈们跑了几十年的老路线，他把目光投向了德宏的陇川县向西的中缅边境一带。
1986年中秋刚过，家里的庄稼还未完全收清。父亲的一个熟人帮联系了一个在缅甸开矿的瑞丽老板，要到缅甸驮矿石回陇川。“每趟每匹骡子的运费高达两百多元。四匹骡子每月能跑两趟就是一千六百元，到开春回来，最少也能跑个十趟，就是八千元的收入，如果顺利，多跑两趟那就近万元了!”这个账，父亲不知盘算了多少遍，对于当时的我们这一带来说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没想到，马帮一个曾经到缅甸驮过玉石的老人极力反对，因为那一次他可以说是死里逃生、血本无归，他不愿意他的儿子再去冒这个险。可当时父亲和老人的儿子都被那高额利润深深吸引，根本听不进劝，执意接下了这趟活。
马帮靠着老板的渠道偷渡出了国门，每个人都梦想着几个月后怀揣着万元的钞票荣归故里。不幸的是，还未过两个月，厄运就降临到了父亲的这个马帮。马帮驮矿的地区，当地的杨家武装与缅甸政府军战火再起，回国的路完全被阻断，马帮被困在了缅甸。而这只是厄运的开始，就在父亲他们决定冒险回国时，马帮驻扎的村庄被袭击了。部分骡子在袭击中被抢、被炸死，一部分受惊跑散了。父亲让大家抛掉所有货物和过重的随身物品，收拢剩下的骡子在当地人带领下逃了出来。马帮十多个人，赶着幸存的二三十匹骡子东躲西藏，觉得哪儿安全就往哪里走，路途中一个能追踪马蹄印的马帮兄弟胡华云又找到了十多匹走散的骡子。很多时候，父亲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大家就一个念头，向着祖国的方向一直走，总能回到家的。幸运的是，到处乱窜了七八天的马帮遇到了一大群回国的华侨和缅甸难民，父亲找到了华侨的一个负责人，答应免费帮他们驮物品，只要让他们跟着回国和提供食物就行。为了避开战区，马帮跟着华侨队伍又几次绕道，走了五天，终于看到了国门。大家惊奇的发现，他们竟然绕了一大圈，到了畹町口岸。由于没有出境相关手续，马帮被留在了难民区。家里很快得到消息，爷爷联系了在德宏州水泥厂工作的四弟和在陇川军分区工作的小舅子，二人多方努力，终于将马帮所有人带回了家。听父亲讲，到家那天，所有人都是哭着进家门的。这次出门，不但损失了近二十匹骡子，而且因老板破产，马帮一分运费都没有拿到，这对于马帮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父亲的历险故事还未结束。
第二年，由于损失的骡子没有得到补充，大家的心理阴影也没有完全调整过来，所以马帮没有出远门，只是在附近接一些零活驮运。但父亲一直不甘心，他不想爷爷的马帮就这样没落在自己手上，他太想打个翻身战了。马帮的几个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商量今后的路，可当时信息不畅，在家里无法找到更好的出路。一次，父亲听一个卖藤篾靠椅的生意人说起，在景洪、耿马一带，有大量的藤篾驮运，而且价格也不低。父亲就约上一个本家兄弟出去看看，可到了才发现，当地的藤篾市场正处于急剧萎缩的状态。很多老板的确需要驮运马帮，可运费太低了，还不如在本地驮柴。父亲他们找了很多地方，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活，在他们准备回家时，才发现回家的路费不够了。两人买了半程的客车票，兜里只有十元钱了，剩下的一半的路程只能靠步行。对于出门赶马的人来说，走个十来八天的路，倒不是大问题，可十元钱根本无法解决吃住的问题。二人一路找人家要吃找住，实在不行，就找马店出两块钱在马棚里对付一宿，有时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约四百公里路，二人走了九天，到家时父亲兜里竟还有一块五毛钱。而这段经历，父亲一直没有讲过，很多年过去，二人在回忆马帮往事时才说了出来，家里人也才知道这件事。
1988年末秋，蒋家马帮经过重组准备再次出门，而这时马帮成员只有12人，骡子不足四十匹。锅头品叔联系到镇康的一个做砖瓦的老板，去为他驮燃料和运砖瓦。就在马帮启程前几日，村里来了一个在瑞丽、陇川一带做木材生意的老板，找到了品叔，让马帮到缅甸为他驮运柚木。品叔不知道柚木是什么，只听那老板说非常珍贵，做家具虫不蛀，水不糟，泡水里百年不腐，所以运费自然也很高。虽然听起来很不错，可由于马帮前年刚刚在缅甸遭受重创，品叔不敢轻易答复，便召集齐12个人，大家共同商量。那一晚，大家经过漫长而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一致：满足三个条件就去，一是正规途径出国;二是运费一趟一结;三是非自己人为造成的损失老板负责一半。老板答应了，并签下字据，还说他是正规公司，受国家保护，且驮运过程有专门人员护送，到地方不满意可随时回来，公司负责路费等等。最后，大家打消了顾虑，答应了再次出国，品叔还专门去了镇康回了砖瓦老板的话。
爷爷和几个老人知道后，坚决反对，可看到已签下字据，也无可奈何了。虽然当时大家还不知道什么合同法，但马帮的规矩，签下驮运特殊货物字据，就要负责到底，这可是关系马帮信誉的大事。那一年农历十月中旬，马帮按计划出发了。到了陇川，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父亲找到了军分区的舅公。舅公告诉父亲，那个老板为人倒还可以，但柚木属于缅甸的国宝，是缅甸政府明令禁止采伐的木材，虽然驮运区域大部分是在彭家声的武装控制区，但部分路段还是要经过双方防区的结合部，风险依然很大。舅公还明确表示，如果父亲他们不愿意去，他可以出面跟老板谈。父亲回到马帮，将情况如实告诉了大家，由大家共同决定。大家犹豫了四五天，木材老板已办好出入境驮运的相关手续，催了几次。考虑到马帮的声誉，大家还是决定履行协定。父亲一个本家的兄弟不想去冒险当即退出马帮，卖了所有骡子回家了，因为本地马帮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临时退帮，就不可能在加入进来了，其他马帮也不会接纳，所以，他以后也不可能再干这行了。
马帮如约出了国门，可大伙却是忧心忡忡。到了境外的木材中转站，大家看到，来自腾冲、龙陵、施甸等各地的马帮已经在忙碌了，有的马帮已经在此驮运了数月。的确如老板所说，每个马帮都有武装人员护送，小的马帮两人，像腾冲、龙陵的一些大马帮有五六人护送。这样，大家的心就放了下来，但看到负责自己马帮护送的只是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又有些失望，但有总比没有强，既然来了就安心干吧。马帮一个来回大约需要六天，每个单边都有半天的的路程是过政府军的防区边缘，所以那段路程大家都特别小心，都是傍晚过，不得生火，不得打灯，还要用布塞住马铃。走了六七趟，倒是平安无事，除了最后一趟会计不在，其它每趟也能结到运费，大家也放松了许多。
时间进入腊月初，就在大家认为没事的时候，厄运再次降临这个可怜的马帮。一次回程途中，大家正在商量如何追讨欠下的运费，突然间，林子里冲出二三十名士兵。护送的两个孩子丢下枪就跑，两个可怜的孩子没跑多远就被乱枪打死了。马帮所有人被吓呆了，有的躲在骡子后面，有的蹲在地上，抖抖索索大气也不敢出，十多匹骡子受枪声惊吓，掀翻驮子跑进树林。几个士兵走过来，用枪指着大家，哇啦哇啦命令着什么，大伙都听不懂，也不敢动。有几个士兵不耐烦了，就用枪托打翻了三四个人，品叔扯开背包，想拿出入境文件给他们看，一个士兵过去朝着他的头部就是一枪托。品叔摇摇晃晃倒在地上，旁边的红叔和阿光急忙过来扶，一边极力解释，又招去了两名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当时父亲在队尾也被枪指着，根本不敢动，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挨打。这时，两个军官模样的人过来喝止了士兵，一个穿便装的翻译过来告诉大家卸下驮子，解开木料，接受检查。大家照做了，每个人被搜了个遍，身上所有东西被搜走，他们也看到了品叔包里的文件。由于带有合法的出入境手续，缅军就没有过多为难，只是一个劲追问运是什么木料。因为柚木已经锯成木方，跟其它一些木料区别不大，所有大家都说是椿树，不敢说是柚木。天色暗了下来，马帮所有人被押着回巡逻队驻地。路上又有几个马帮也被押来合拢了队伍。
几个锅头被拉到队伍前面，父亲、红叔等五六个人在最后。大约走了三个小时，队伍停下休息，这时，林子里响了几声枪声，看押父亲他们的士兵追了出去。父亲瞅准时机，拉了拉红叔和另一个马帮兄弟，三人一头扎进一个灌木丛爬着不动，直到天亮看看没人，才朝着回去的方向，狂奔进树林。虽然走了十余趟，可在这茫茫缅甸丛林里，慌不择路的父亲他们三人还是迷路了。他们在丛林里乱撞了三四天，渴了喝露水或流淌着干净的泉水，饿了吃一些确认无毒的树叶，衣服被划成布条，鞋子也不知跑丢到何处。终于到第四天，父亲他们找到一条有马蹄踏过的小路，顺着路竟然回到了陇川的一个边境小镇。父亲找到一个边防派出所，讲明情况，并说了舅公的身份，给了他们联系号码。当天晚上，舅公找了辆车，将父亲他们接回了陇川县城安顿好，就去想办法尽快救回其他人。
过来两天，那个叫胡华云的马帮兄弟竟然赶着那十多匹跑散的骡子回到陇川。原来，父亲他们逃走的第三天，他用藏在马鞍底的半条香烟，跟翻译官换取了一张路条。翻译官也是中国人，出于同情，就以找骡子的理由把他放走了。他在回来的路上，在一处他们经常休息放骡子的洼地找到了那十多匹骡子。他不敢停留，骑着骡子连续赶了两天的路回到了木材中转站。回到中转站时，他的屁股已被磨出血泡，饥饿与紧张使得他在哪里睡了两天动弹不得。第三天，由中转站的人送回国，第四天回到陇川找到父亲。这十多匹骡子也是这次出门最后幸存的。
父亲他们在陇川焦急地等了八天，终于等来另外七人被救回的消息。两伙人见面，都控制不住抱在一起放声痛哭。
马帮十一个人赶着剩余的骡子回到了家乡。休整了一个多月，父亲和品叔又赶回陇川找那个老板。按协议，马帮损失的二十二匹骡子，老板要赔偿一半，按当时的骡子价格加上欠下的运费，老板要赔马帮
近三万元。等父亲他们到陇川才知道，在那次事件中，所有马帮损失骡子、马数百匹，还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失踪，老板不但丢失数十万的柚木，还因事态影响过大，国内的公司被查封，所有赔偿加上罚款，金额高达三百多万。老板倒没跑，可他已经倾家荡产，几乎所有骡子马匹的损失都无力偿还。在舅公的帮助下，父亲他们只有将老板告上法庭，一年后，拿到了唯一一笔赔偿金七千多元，分到每家只有六七百元。自那年回去后，父亲就结束了他的马帮生涯。1989年，32岁的父亲在村里当了个小组长，一干就是二十年，一门心思在家种庄稼、种烤烟，从未出过远门。
4、最后的马帮故事
在上次缅甸幸存的骡子中，锅头品叔家的竟有三匹，所以他把赔偿的损失款分给了几家完全损失的人家，他希望还能重建这个马帮。其实品叔当时已经50多岁了，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快三十岁的青壮年。正常来讲，即便重建马帮，品叔也可以交班了，可两个儿子偏偏都是智力不健全的人，根本无法承担起这份生活的责任，这也让他为这个家苦撑了一辈子。就是近两年，在保场街到老麦的路上，仍然能看到快80岁的品叔带着儿子和孙子，为保场一带的人驮运玉米，他可以算的上真正的最后的老马帮。
我二叔小我父亲两岁，初中毕业后在家呆了两年，在四叔公的介绍下就去德宏州水泥厂打临工了，干了三四年回来学木匠，干了两年觉得没意思就不干了。1987年新春，四叔公回来过年，顺便探望刚从缅甸回来不久的父亲，过完年回芒市时，又将刚结婚不久的二叔带出去了。1989年，爷爷为了支持品叔重建马帮，又买了两匹骡子，加上回来的两匹，他赶着四匹骡子重回到马帮。老兄弟俩再次携手，出门赶骡子。重建的马帮只有六个成员，二十来匹骡子，只是一个小马帮。爷爷跟着马帮在旧城、卡斯一带驮了一年，身体实在扛不住了。1990年，爷爷叫回了二叔，让二叔接下了他的赶马钹。二叔也不愿赶骡子，可已经有了儿子，妻子又怀上了二胎，在芒市打工赚的钱还不够自己花。虽然还是大家庭，可他还是要养家呀，无奈只有听从爷爷的意思，进入马帮，跟着品叔出门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中国经济开始飞腾的年代，云南大多数地区的交通飞速发展。各等级的公路、铁路渐渐在全省铺开，各种大小车辆在云南这崇山峻岭间奔跑起来。马帮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只有在极少的一些地方有货可运。二叔跟着品叔几乎每年都换地方，还好，收入还算可以。可二叔每年都不会把赚到的钱完整带回家，录音机、自行车、电视机，每年总会有新鲜玩意儿进家。爷爷很不高兴，但看到一家子人都喜欢，也就不好说啥了。
马帮勉强跑了三四年，活越来越难找了，收入一年不如一年。而此时家里开始大力发展烤烟种植，收入可以说是相当可观，爷爷觉得，马帮已经不需要出门了。1995年，在爷爷和几个老兄弟的商量下，这个经历五十余年风风雨雨，凝聚两代人血汗的马帮解散了。
现如今，咱老麦的蒋家马帮已走向没落，但这种没落却不是一种悲哀，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2010年开始，国家“村村通”工程在云南大力实施，村寨通了硬化路，县乡通了油沙路，高速路通到了边境各地，高铁也在加速建设中。昔日的牛马运输已逐渐被火车、大大小小的货车代替。对外，政府鼓励劳务输出，大批的农村青壮年到外省甚至国外打工;对内，大力发展烤烟、核桃、花椒等经济产业，老百姓的收入成倍增加，养牛马的人家越来越少了，自然马帮就失去了往日的价值。而近几年，在农村一种集短途小量运输和耕地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微耕机迅速在村里普及开来。这种微耕机虽有一定危险，但它那几乎能“上天入地”的强大功能得到大多数农户的青睐，在我们这一带，你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微耕机在村里村外和田间地头穿梭忙碌的身影。它将农村绝大部分的耕牛和骡马挤下了岗。
只是，每天清晨，我都要被那刺耳的柴油机声惊醒，记忆深处那悠扬的马铃声在生活中渐行渐远。十年、二十年之后，还会有多少人记得那马铃声，又有多少人还会讲起那充满传奇色彩的马帮故事呢?（蒋卫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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