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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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老师的家就在山坡的东侧，站在这里，可以远眺大半个姚关集镇，错落的民居白花花地延伸至远方，南边不远处的龟山就是明朝邓子龙将军驻守姚关的所在——清平洞，四周的荷塘和稻田泛着绿波，迎面而来的田园中四散开来的清新之气，让人神清气爽。往下走200米就是老街，熙熙攘攘的热闹就在这逐渐升高的距离里消遁。在他的小院中，可觅得一方清净。传统的土木结构房子，门壁是岁月涂染的旧色，花盆里种着常见的君子兰、月季和绣球花，这些花草摇曳着主人对生活的热爱。门外的台阶被青苔涂上了绿色，厚实而松软，仿佛这里从不曾有人走过。
程老师名叫程荣芳，今年已89岁高龄了，他曾任过施甸文化馆的馆长，那已经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了，当时我还是小婴孩。对于文化馆这个单位，我最初的认知是从小学老师口中得知，她在读一篇文章中提及文化馆，随即说到，有文化的人才能进文化馆工作。那时，每到春节，县里都要举办热闹的联欢大会，耍龙舞狮，戏曲洞经，歌舞小品……磁铁一样吸引着山乡的老百姓。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抬着一台相机，穿梭于人群中，在舞台下拍照。那天，舞台上的那些节目都隐去，只有那个拍照的女人像一束光一样映照在我的记忆里。她就在文化馆上班，十年后我们成了同事。我本来是学经济管理的，而分配时，因为写的字不错，阴差阳错地被安排到了文化馆，那时程老师已退休多年。领导说，你既然是学经济，那就搞会计吧，于是我做了多年的借贷表。在前辈们的眼中，只有能扛起一个岗位的专业，你才能在文化馆立足，我马上想到了儿时老师说的那句话，一种羞愧席卷而来。每次在做表格时，心里惦念的是那台相机，那些画笔，那架钢琴，还有那堆陈旧的书籍。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一次全县对联征集中，我写的一副对联居然获了奖，于是领导让我到了文艺创作岗。就这样，我开启了自己的书写历程。也就是那时，我认识了程老师。因为要写有关邓子龙的文章，我前往姚关采访程老师。他可以说是姚关历史的活化石，也是掌握邓子龙将军资料最全面的学者。第一眼便有种久违的感觉，在此之前我们早已读过彼此的文字，算是神交已久的故人。他爽朗的笑声让人舒坦和自在，见面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对我的夸赞：“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在《保山日报》看到了，写东岳庙的。很好啊，年轻人，思维跳跃，活泛。”我忐忑不安地回答：“没有没有，向您老学习。”程老师笑着挥挥手：“罢学罢学，什么都不会了，电脑盲，手机盲，呆板，老旧。就是老天照看，耳朵不背，眼睛还亮，现在看书还清楚得很。”我竖起大拇指：“您老康健，我年纪轻轻都自愧不如，丢了眼镜就成睁眼瞎了。”就在这样的自嘲中我们打开了话题，从文学谈到了邓子龙将军，从施甸的历史聊到未来，天南海北，跑马似的开启了我们的忘年交之旅。
我发现程老师虽然年迈，思维却能和年轻人比肩，和他聊天是件开心的事情，除了增长知识还能窥见他那颗老顽童般的心。说到某件有趣的事情时他总会孩子般地大笑，提到那些但凡身上有点光亮的人时，他会不遗余力地夸赞，有力的声腔，丰富的肢体语言皆呈现出蓬勃的状态，丝毫和老年扯不上任何关系。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读报，看到好文章就拿出那把小剪刀，细致地剪下，贴在他的大书中。这似乎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一种习惯，对于知识的汲取来源只有依靠纸质，报纸自然是首选。父亲也有这样的喜好。大大小小的各种本子里，补丁一样贴满了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就是靠着这些补丁，完成了人生里一次次的营养补给。别看这些细碎的文字，点滴汇聚起来便是滔滔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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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雅客来勤，程老师的书房简陋朴素，却吸引着我们纷至沓来的脚步。自制的书架上，摆满了一沓沓报纸和书籍，压弯了横梁。拥挤而局促的空间里，除了书还是书。有些已被岁月积淀得泛黄，有的被翻了纸页肿胀。他自制的档案袋里装放着简报和资料，依序排列，档案侧缝写着内容，日期和备注。说到那些内容的资料，他烂熟于心，总会迅速准确地查找。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只有笔墨的气息，这种让人安之若素的所谓书香，是一个老者终生耕耘的精神所在。墙上挂着一幅隶书书法，我一看就知道是文化馆退休的徐永先老师所书。“首任馆长程荣芳老先生退休志喜——文化拓荒者”落款是施甸县文化馆，时间定格在一九九三年的十二月。从这里我才知道，程老师是施甸建县时的第一任馆长，1963年，那时的施甸，百废待兴，对这样一个偏远而落后的小城来说，文化的凋敝和粗陋可想而知。所幸，有了程老师。在他的努力之下，施甸文化的园地开始露出了春色。开办《施甸文艺》，培养文学新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举办全县山歌会……在他任馆长期间，文化馆连续多年被省里评为先进单位。在施甸文化这块贫瘠的土地之上拓荒，对于他而言，不知播撒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
窗前的那张小书桌，便是程老师书写的地方。桌面摆放着拥挤的书稿，只留有三分之一的空间是他伏案之地。在我们已远离纸笔的年代，看到这些一笔一画写出的稿子，敬畏油然而生。我已经多久没有用笔来写字了，除了签名。有时需要记录什么时，常常提笔忘字。电脑让我和这些老旧的笔墨渐行渐远，也让我和这些情态丰盈的汉字疏远了。而每次当我的手在提笔的那一刻，总有种久违的温暖。敲打键盘时的“滴答”声让人觉得自己是在一台机器上运作着思想，冷峻，克制。而书写落笔的“沙沙”声，手掌伏在案上，透出对于纸页的绝对信任，那些文字注定是温暖而有情。难怪程老师写出那么多充溢着爱的文字。
书桌上划痕满布，斑驳陈旧，桌上那个旺仔牛奶的饮料空瓶是他的专属烟灰缸，小孩子天真的笑脸与程老师达观的心境默契照应。笔筒也是一个残缺的瓷杯，一切都在废旧中透出主人对于物欲的淡然和对生活的挚爱。就在这不足一尺的方寸之间，他疾笔而书，迎来送往了无数的春夏。那些书写施甸史志的书籍皆出自他的手，一本本厚实的堆放在书架上，我们后辈就是依靠着这些丰富的资料，得以重新认知脚下的这方土地和演变。写志书需要的是严谨，细致和全面。为了施甸的志书，程老师翻阅了无数的资料，他也在历经、收集和积淀中让自己成为了一本活着的志书。对于地方文化，程老师总是了然于胸，退休后，他除了编撰志书，也研究起邓子龙靖边的历史和留下的诗词。说起邓将军驻守姚关时的点滴，程老师总会眼睛像被火光点燃，话语像被清泉洗濯般焕发生机，仿佛在说着和自己有血脉之源的一位祖先。的确如此，在姚关，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方土地之上因有了邓子龙的靖边而文脉涌传。邓将军驻守在滇西的7年时间里，姚关何其有幸，他和将士们所带给这里的除了安宁外，更多的是文化的传播和熏染，他的《横戈集》里很多诗文都源自边关驻地，戎马一生，驰骋疆场的将军，对于隘塞之地抛洒了热血，也倾注了太多的笔墨和挚爱。
在姚关，耕读传家是人们的生活状态，就连商贾人家也以饱读诗书为荣。有一次，我在老街溜达，随意进入了一户人家，主人是一位正在磨面的老者，他除了每天磨面卖浆，维持生计外，其余的时间都在看书读报。他对邓子龙的诗词信口而出，对有些文章的鉴赏让我咋舌。在这里，街上随便一个引车卖浆者，也许便是学富五车腹有乾坤之人，行走于古镇姚关，不自觉地会让人的脚步变得轻柔和谨慎。就是在这样的地域环境里，姚关文人辈出，徐崇岳，李定，程柄，杨华，蒋世芳，王树勋，樊腾凤，徐桥良，车绍虞，计盈，乐琪，姜云龙……也包括程荣芳老师。这些星光一般的文人，让这块土地变得无比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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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程老师捏笔的手，心内有些震颤。这双手枯瘦，黝黑，关节凸出，变形而扭曲，像一个被孩子玩坏了重新拼凑起来的木偶。这不像一位文人的手，更像是每日荷锄的老农。这双手和笔相扶相持，那些茧子都是无数个文字打磨出的。每一个字皆是一粒种子，种在书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荫庇后人。程老师躬耕于书山，日久成疾，那些突出的关节就是一位劳动者的勋章。就是这双手，写下了关于邓子龙靖边故事《看山亭上月常圆》一书，写下了杨善洲爱洒故土的散文《大亮山火红晚霞更灿烂》，写下了《施甸县志》《姚关镇志》《山邑村志》《摆马村志》……他的笔和脚下的土壤是一体的，和身边的人不离不弃，也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连。爱，让他对故园一往情深，我相信，程老师的每一次提笔，皆饱沾了他满腔的热情和虔诚。他是故土文化的拓荒者，也是布道者。
只要我到姚关，总会去他的小院坐坐，和他天南海北地聊聊，有时也会陪他小酌一杯。面潮微红时，他总爱提起东坡先生的那句诗：“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接着，我们谈起了彼此都敬爱的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来。程老师总会感慨地总结：“东坡先生吃了那么多苦，几经生死，颠沛流离，还笑对人生，我们生在这样的时代，衣食无忧，政通人和，有什么理由愁眉苦脸啊。”寥寥数语如同一道光，穿越云层，照亮人心。程老师并没有长辈所持有的威严和距离感，和他在一起总会觉得舒坦自在。有一种人格魅力，就是身处偏远之地，仍会让人心向往之。所以，当我们看到抱琴访友图时，总会有所触动，走那么远的路，跋山涉水，只为和知己弹奏一曲，喝杯浊酒。这个世间最稀缺的就是简单、朴素、乐达和相惜。
不久前，我在县城偶遇程老师，他和老伴坐着公交车从姚关下来，说要前去银行，办理有需要本人在场的某项业务。我准备开车送他们一程，程老师连忙阻挡：“不要送不要送，我们老年人有的是大把的时间，几步路就走到了，你时间宝贵，创作要紧!”我再三强调自己有空，还是被拒绝了。没办法，只有从命，目送程老离开的背影，没想到，此别竟成永别。
当我正书写这些文字时，惊闻程老师驾鹤西归。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窗外艳阳高照，我却觉得冷寂裹身，往事一幕幕浮现眼前，回忆撕扯着人，禁不住泪流满面。此去经年，姚关街的程家巷再无让我心念向往的精神据点了，人间最痛的失散，莫过于此。本刊特约撰稿人 李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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