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刀山、下火海”，勇敢者的刀锋之舞
来源：保山日报 阅读：
腾冲非遗“上刀杆”传承人麻占生
每年二月初八是腾冲滇滩傈僳族的刀杆节
高黎/文 范南丹/图
“忆昔尚书下麓川，南人不反三百年”
在云南，说到傈僳族文化，就会涉及到“上刀山、下火海”这一神奇而惊险的活动，就会与王骥三征麓川相链接。
从元末到明正统年间，麓川政权据有大片地区，“其地方万里”，并常“称兵扰边……杀掠人民。”明英宗皇帝分别于正统六年(1441)、正统八年(1443)和正统十三年(1448)，命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充总兵官，率兵三征麓川。
这是一场反对国家分裂，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战争。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说：“麓川之所以鹜肆，为弃交阯也，若再败于麓川而竟不诛，则土官之弱者，不二十年而为强者有矣。强者不诛而益强，则中国之在西南者，亦非我有矣。”意思是说，麓川政权之所以嚣张，是因为放弃了交阯，如果对麓川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大明王朝又将失去一片“皇土”。
交阯又名“交趾”，位于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古称安南，与今云南省红河州接壤，从公元前二世纪起，一直都是中国疆土。永乐二年(1404年)，安南动乱，被黎氏篡权，明成祖派张辅统率8万大军征讨，仅用一年时间即平定安南。明成祖发布《平安南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了交阯布政司(相当于省)，统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个县，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阯布政使兼按察使。
二十一年后交阯又乱，宣德皇帝认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一直有放弃交阯的打算。1426年，交阯黎氏再度起兵，明军战败，近十万明军被杀，宣德觉得为维护安南陈氏王朝正统而战不值得，于宣德二年(1427年)撤销交趾省，1431年农历正月，黎利接受明朝册封，安南再度独立。
交阯既失，麓川又乱，麓川再失，大明王朝的版图将再次缩小，这也就是王世贞所说：“则中国之在西南者，亦非我有矣。”这是明朝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二月，命王部尚书骥率十五万大军征麓川，前后历时七年三征，麓川政权被摧毁。
麓川之战已有580年的历史，征战的过程已渐渐被历史淹没。王骥却在“庙食盈寰中，姓名走妇孺”，缅北打洛以东地区，只要是王骥当年驻过兵的地方，都建有“三崇庙”，供奉“三崇神”王骥，境内又以大理云龙白族地区和腾冲、泸水傈僳族地区最为典型。
大理云龙白族地区是将王骥作为最大的本主进行崇拜，并建三崇祠加在祭祀;居住在腾冲北部汉傈杂居地区与同泸水中部与汉、彝、白杂居的傈僳族，将王骥“三征麓川”进行本土化的阐释、加工和神化，不但建有三崇祠，还通过刀杆节这样的宗教仪式表达对王骥的崇敬和怀念。
在西南边疆，王骥是可以与诸葛武侯相提并论的人物。尹明德在《云南北界勘查记》中记载了边疆各族人民封王骥为神并进行祭拜的事实：“江心坡、茶山并枯门岭野人山(今缅北克钦一邦)一带，土人最信服诸葛武侯及明靖远伯王尚书骥二人，尊之为神，每祭祀必先之，然后及于他神。因土人(傈僳族、景颇族等)极崇拜王尚书，奉之为神，视其营(今缅北江心坡)，非先祭不可。”又说：“武侯七纵重攻心，尚书三征才授首。”讲的就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王骥三征麓川的事。
尹明德是腾冲县河西勐连村人(今属德宏州梁河县)，因英帝国主义侵占了缅甸，进而窥探我国领土，蚕食我国边界。1900年正月，英帝国主义派兵侵入小江一带，土守备左孝臣为捍卫领土，壮烈殉国。1907年春，英帝国主义又进占片马，1928年秋又侵占江心坡。为调查英帝国主义入侵情况，民国政府设立滇缅界务委员会，尹明德被任命为滇缅界务调查专员，在堪界调查中接触到今缅北江心坡对王骥的崇拜情况并记录下来，为我们今天对王骥三征麓川的影响提供了史证。
王骥三征麓川的经过已见保山名人丛书《王骥》一书，这里不必详述，要说的是战争的结果。那就是如同尹明德在《云南北界勘查记》中所述的那样：“忆昔尚书下麓川，大军十万戍江边，划江永作华夷界，南人不反三百年”。
这就是王骥之所以受当地民众崇拜并奉为神而祭拜的原因了。
在中国的传统祭祀制度中，有一套固有的祭祀标准：“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为大祀。”王骥平定边疆的功勋，无疑符合这一价值取向。
对于王骥的死，传说与史实中王骥终老京城大相径庭：相传王骥带兵到边境一带安边设卡，训练部队，奸臣却诬陷王骥在边境练兵是意图谋反。皇帝就把王骥召回，奸臣在二月初八为王骥接风的酒席上毒死了王骥，他的阴魂上了天成为“白马将军”。他知道傈僳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魂灵来到边疆，传口信给傈僳人：二月初八你们可以爬龙凳、上刀杆，求得上天保佑平安、求得好年辰了。还说上刀杆的人，头天晚上要洗火澡，把俗间的污浊洗去，只有干净了才上得刀山。傈僳人就在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上刀杆活动，誓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英勇气概祭奠王骥，表达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决心。
另一种说法是王骥屯兵于云龙漕涧嘎窝村(今仁德村)，并要在此地筑城。嘎窝村的人害怕王骥筑城后会占去他们的田地，就在敬献给王骥的羊肉中放了毒药，毒死了王骥。
这不仅是传说，在漕涧嘎窝村还真有一座高约八尺的王骥墓，墓碑上赫然写着：“明靖远伯王尚书骥之故冢”，墓旁还立有一碑，从当地的口传历史、实物证据等方面证明王骥就死在漕涧。
时至今日，云龙地区祭祀三崇神时忌用羊肉和红豆，如果用羊肉祭祀一定要先尝，表明羊肉中无毒才会开祭。
为什么王骥明明是活到83岁，也没有葬在云南，而是在天顺四年(1460年)奉英宗皇帝之诏前往京城，因远途跋涉，中途劳累，加之年事已高，在京城的府内病倒，经太医多方调治无效在京城住所病故，享年八十三岁。后人遵其嘱葬于祖籍河北省束鹿县西吕村祖坟墓地，回归父母身边去了，却要“无中生有”的说是被朝廷奸臣陷害，在庆功宴上被毒死，或是在云龙漕涧被下毒至死，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便于将王骥的形象神化加以崇拜。
“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是傈僳族的文化标识
关于上刀杆的起源，生活在怒江州的傈僳族是这样传说的：有一年，怒江边的傈僳村流行瘟疫，神托梦给村里的头人，说这是后山悬崖上的恶魔在作祟，只有派人踩着用刀子连接成的梯子爬上悬崖，杀死恶魔，村民们才能得救。一个身怀武功的傈僳青年自告奋勇为民除害，人们手提公鸡、肩扛供桌来到后山悬崖，用各家拼凑的刀子搭成刀梯。这名傈僳青年通过刀梯爬到了崖顶与恶魔搏斗，刀梯下的人们点燃鞭炮，敲起所有响具呐喊助威，恶魔落荒而逃，但勇敢的傈僳青年也因此牺牲了。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年轻人，“上刀杆”也就成了每年都要进行的消灾祈福活动。
还有一种传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云南西部边疆一带常有“野人”(傈僳族叫作“浊扒”，即外国入侵者)窜入，对傈僳族、景颇族群众进行抢劫，老百姓常年不得安宁。朝廷派来了兵部尚书王骥将军到边境一线安边设卡，修建了“木城”“石城” “水城”三个城堡，在保山、盈江、陇川共设了七十二卡。从傈僳族男人中挑选守卡人，操练武艺，制造土炮，一旦发现“浊扒”来犯，立即调兵马迎击。他还给守卡的傈僳族男子每人每年发放三十三斗三升三合米和三两三钱银子的薪饷，宣布免除边疆一带的兵役与苛捐杂税，使人民安居乐业。还帮助傈僳兄弟改变东一家、西一家居住习惯，将大家聚居在一起，改变刀耕火种的陋习，固定耕地、饲养牲畜，把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传授给傈僳人以发展生产，让傈僳人过上了幸福生活。
怒江州傈僳族关于“上刀杆”的起源保留了更多的傈僳族传统信仰的成分，刀杆用36把钢刀，象征的是傈僳族月亮历法中的一年360天，另有四条麻绳象征了春夏秋冬。36把钢刀是从各家各户拼凑出来的，要在火塘前用火炭进行检验，如果是沾有腥气的都不能用，与传说中各家各户拼凑刀杆相符。而生活在腾冲、龙陵的傈僳族则认为刀杆节起源于对王骥的崇拜，原始宗教信仰中对祖先神灵与自然神灵崇拜则隐退到节日前与节日后傈僳村寨家堂里的祭神仪式中。
“上刀杆”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英国传教士弗雷泽1916年的日记：“在腾冲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刀杆节时不时地举行。好几百人聚集在寺庙的里里外外，寺庙里塑有土主保护神像。刀杆是大约三十几把刀牢牢地固定着的刀子组成，耸立在一个开阔空地上，刀杆有四十公尺高。在刀杆竖立的头一晚，一个六十多岁的巫师象征性地在一堆烧得通红火炭里洗手，并进行很多的仪式，祭品被供奉给一些面目狰狞的崇拜对象，包括两只鸡当中的一只。这只鸡被巫师用他的牙齿咬断了脖子。随着锣鼓的敲打声，巫师们试图将身体里边的狂怒唤醒，但是仅仅有一部分是成功的。最后，巫师从寺庙里出来，赤手赤脚在通红的火炭里游戏……第二天中午两点，老巫师从寺庙里走出来，更多的咒语念过之后，开始慢慢地攀爬刀杆。在刀杆的顶端说更多的话与搞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他就慢慢地从刀杆上下来。然后是另外两个年轻的巫师爬上去又下来。”
如今“上刀山、下火海”的仪式和过程与弗雷泽1916年的记载的并无大的不同，只是所用钢刀是72把而非36把，其中几次说到的“寺庙”当是“三崇神庙”，活动的内容确实为纪念王骥。
为什么同是“上刀杆”，活动内容会有如此不同?这要从傈僳族的迁徙说起。
据《腾冲县志》记述：“清康熙四年(1664)泸水帕底河的傈僳族沙力沙士、阿德沙德和儿子默说丽加富，迁移到瑞滇区的水城、横山一带居住，改为余、麻两姓。以后，余姓的另一支又搬到烧灰坝、棋盘石居住。乾隆年间缅甸昌银沟木灯姓的傈僳搬到今瑞滇区联族乡棋盘居住，改为余姓。乾隆四十六年(1781)住在片马的傈僳腊庆、去努、去波搬到今胆扎螺丝沟居住，改为蔡姓。以后，蔡姓的一支又搬到今轮马乡的羊肠河、豆家寨居住。乾隆五十一年(1786)泸水的傈僳族铁姓带领全家迁到轮马羊肠河居住，改为余姓。乾隆五十三年(1788)轮马的余、熊两姓傈僳族部分人被派到猴桥守卡，定居于猴桥。清代末年，盈江勐戛豆姓傈僳族到古永田心芭蕉林当练目，后定居于猴桥麻栗坝。另一支胆扎豆家寨的豆姓也搬到猴桥居住。”也就是说，腾冲傈僳族主要是从怒江州的泸水、片马迁徙而来，“上刀杆”这样的祭祀活动随之进入腾冲。
从年代上考，傈僳族迁徙腾冲是在王骥征麓川之后。迁徙的民族需要获得地方社会的认同，进而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体制中的一分子，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王骥是边疆各族民众心中的英雄，将其封为三崇神，将渴望边地和平、安居乐业的朴素情感内化于信仰之中，将“阿塔登”与王骥三征麓川相结合，既是文化的融合也是生存的智慧。
英国传教士弗雷泽1916年所记中说：“在腾冲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刀杆节时不时地举行”，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水城。又说“阿塔登尼扒”们几次进出于“寺庙”，当是水城的“三崇神庙”。
水城位于腾冲县北部，是中缅边境傈僳族集聚村落，也是滇滩口岸最靠近缅甸的一个自然村，国境线长8公里，距缅甸克钦邦第一经济特区板瓦仅12公里、距缅北大城市密支那仅176公里。因王骥征麓川时，在这里筑了一个水坝做城池，因而称水城。其主要功能还是蓄水，既可以供军营用水，又可以改善当地水利条件，灌溉农田。
水城的民族文化非常丰富，有献新节、阔时节、跳嘎和三弦舞，唯有刀杆节，是最能体现傈僳族传统民族文化的精髓的节日，在泸水称其为“阿塔登”，在保山叫“阿堂登”，其他地区傈僳族的称呼也大致相同，都是“上刀杆”的意思。
水城三崇神庙为三开间，中间是“三崇皇殿”，左间是“土主殿”，右间是“财神殿”。“三崇皇殿”正中供奉的是王骥将军，也称白马将军;左为王骥女儿金花小姐，银花小姐，铁神将军杨宗保则在神坛下，有护卫的意思;右为王骥儿子火龙太子、王骥姑爷木神将军立于坛下。这几位神灵除铁神将军杨宗保外，都是王骥及其家人，他们身上披挂着红绸，一如常人的围脖，从鲜艳度看，应该是刀杆节献祭时围上的。
水城的刀杆节是农历二月初七、初八两天，我们来时已是七月，自然没能赶上刀杆节。水城刀杆节的活动已有很多文字叙述过，即使是没有赶上也可从中知道一二，对我来说，除了初七“下火海”也称“洗火澡”要请王骥及其家人作为三崇神附身的各种仪式外，重要就是刀杆的设置了。
刀杆由72把钢刀组成，象征着王骥将军带领傈僳人抗击侵略军时在边境布了72道哨卡;每隔9把有两把钢刀交叉，共8组，喻8关9隘。在刀杆底部中部和上部分别绑有三道交叉的刀，形成“剪子口”，分别代表木城、水城、石城三座城堡(也有说代表人有生、病、死三个紧要关口)，整架刀杆形成一个天衣无缝的防御体系，是对三征麓川这场长达七年的战争的模拟。尼扒请王骥上身，通过仪式的转化使自己成为当年跟随王骥征战的将士，构建起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民族自信。
“上刀山、下火海”体现了傈僳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首先是对各民族一家亲的认同。在傈僳族中一个流传较广的传说，认为傈僳族、汉族、僰夷(傣族)原属兄弟三人，祖先是一个。野人为老大，力气莽壮，阿公阿祖不喜欢，令其远居耕山种地边防，故野人皆居深山老林中;僰夷为老二，令其半耕半读，故僰夷多种水田，亦有知书识字者;汉人系老三，阿阿祖最钟爱，令其在内地读书做官，故汉人皆知书识字做大官。
现缅甸江心坡有蒲蛮、浪速、僰夷、傈僳、啃龙、母拉等六种族群。对于族群之由来是这样说的：“先是彼等祖先，确系汉人，因在内地作乱，值孔明征蛮，分配地权，愿归王化者在内，愿自由者入山生活。于是伊等之祖先愿自由山居，由中国之澜(澜沧江)、潞(怒江)两江之江头一带移住江心坡之上部。因人口增多，更及中下部。伊等为汉族子孙，永世不敢忘汉族……其坡内一切历法，纯以孔明制下之五辅德为标准。”
上述故事既重构了傈僳族是与汉族一母同胞的兄弟，傈僳与汉人、王骥与傈僳有着血缘至亲关系。在腾冲考察的几天里，我们看到了也体会到了这种认同是已成为民族共识。7月29日，在颇具傈僳族文化特色的虎生坛，我们看到“三个离不开”的标语牌，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五个认同”则是“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其次是对本民族的认同。我们知道，傈僳族源于古老的氐羌族系，因居住区域不同，所受文化影响不同，分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三种;就居住区域来说，主要分布怒江、恩梅开江(伊洛瓦底江支流)流域，也就是中国云南、西藏与缅甸克钦交界地区，其余散居于印度东北地区、泰国与缅甸交界地区;再就是宗教信仰不同，一部分信仰的是原始宗教，也就是自然崇拜;一部分信奉的是基督教，还有一部分信奉的是天主教。同为傈僳族，因相述三个方面相同的不同的而显现出差异性。
腾冲、龙陵的“上刀山、下火海”活动，一方面以难度最大的“上刀杆”这种神功艺术来祭拜地方最高神灵王骥，祈求社会安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民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又通过“上刀山、下火海”彰显其“执劲弩药矢，猎登危封石壁，疾走如狡兔，妇从之亦然”“素性犷悍，桀骜不驯，身傍随时带有刀弩”的民族性。不但被居住在澜沧江、怒江流域傈僳人所认可，也被居住在伊洛瓦底江流域傈僳人的认可，大家都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为傈僳人的性格特征，是对各地傈僳人的共同的文化认同。
再次就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一国公民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和国家政治主权的认同。明朝之所征麓川，就因为麓川政权缺乏国家认同，企图谋建自己的势力范围。结果是带来了边疆的不稳定，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是民族之难，也是家国之难。各民族唯有认同国家认同，方能使国家稳定，本民族也才会得以发展，麓川政权的覆灭就是证明。
我们现在常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千千万万个家的每个成员都热爱自己的国家，把它作为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整个社会将沐浴在阳光下，国家强大兴盛，各民族自然也就能够得到发展。
傈僳族通常以“弩手”的身份守卫边关，尽管非所有傈僳皆为弩手，这在傈僳麻氏家谱与同迁徙腾冲历史记忆中多有强调：“先祖讳谷宝……因与地方异族发生冲突，清康熙四年(1664)遂率其子(从泸水)迁徙腾越，深受地方绅贤关照，委于边关镇守。公定居滇滩横山，以狩猎维生，克勤克俭，深受地方政府褒扬。迄今我麻氏后裔已延续共十五代上千余众。”可见麻氏等傈僳人从泸水迁徙到腾冲与汉族杂居，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一起固守边关，这也是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应尽的责任。
责编：刘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