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碑刻：石头上的隐秘史书（古迹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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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保山得以保存下来的记载名人家世生平、表彰名宦显臣、发展教育、反映社会治理的碑刻，在青石间行云流水的草书、端庄秀丽的楷书间，触摸保山的历史脉搏。
隆阳区自古盛产青石，在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碑刻作品在隆阳区境内分布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历代史籍的重要补充和实物证据。其中获皇帝御赐的碑有《重建永昌府敕谕碑》《钦赐张昺敕谕碑》《翰林院待诏万纶诰封碑》等;较有文学价值的碑有明宋氏的《邮亭诗》及霁虹桥畔的摩崖石刻等。但由于年代久远，保护不易，流传至今的碑刻作品自然损坏的很多。
太保山碑林
留存的永昌碑刻立碑人多是名臣名士，从碑文看，大都文辞优美，书体高雅，制作精巧，体现历史风貌;从历史学意义上看，碑刻蕴含着大量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礼制、地理等方面的信息，是一块块活着的史书。
太保山碑林，一段永昌史的缩影
在太保公园武侯祠背后，有一个僻静的院落，这里保存有明代至清代保山的一些重要碑刻。其中，通高238厘米，被列为云南十大重要碑刻之一的明代胡志碑刻，就静静矗立在翁仲龟座上。
《大明故骠骑将军右军都督府佥事胡公神道碑铭》刻于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由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安成时撰，奉训大夫钱塘汪容书，荣禄大夫凤阳郭登篆。碑为青石，1300余字的碑文记载了永昌名宦胡琛之子胡志的家世生平，及胡志随王骥征战麓川，治理金齿的业绩。该碑被《云南古代史略》列为云南十大名碑之一。
隆阳区文管所工作人员介绍，相比其父胡琛的墓碑，胡志的墓碑规格更大，是隆阳区现存古代碑版中体积最大、叙事最详、内容最丰富的一块，也是对胡氏家世事迹介绍最全面、最翔实的历史资料。
云南十大名碑之一胡志碑刻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游历到保山的大旅行家徐霞客，看到遭到破坏的胡家坟，他被几尊立于荒草间高大的动物石雕所震撼。为此，他把这户永昌知名家族的概况写进了游记里：“永昌，故郡也，胡氏时改为司，独专其地。”短短几字，道出了胡家在明代保山的地位。
仔细研读碑文：“平居高城深隍，织器械，广储积，不已无事少懈。”可以看出，胡志不仅骁勇善战，还很具忧患意识，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懂得“深挖洞，广积粮。”毕竟当时战事频发，作为镇守边关的最高指挥官，保境安民是主要责任。再往下看，武将出身的胡志并非只懂打仗，他还兴办学校、崇尚礼仪、尊贤下士、革除陋习，颇有建树，碑文内容对了解当时永昌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有很大帮助。
古时永昌名人的命运与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得以保存下来的碑刻里，藏着家族史，也藏着永昌史。以明代碑刻为例，从云南都指挥佥事胡琛、胡志，到永昌第一进士文澍的父母，以及南京户部右侍郎张志淳、两广按察使邵惟忠等，无不以“青石留名”，致使保山碑铭石刻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这些碑刻，形制高大厚实，制作工艺精湛，书法艺术高超，文字流利畅达，富有中原特色的金石文化在边地永昌，通过这些石刻得到了较为完美的体现，在具有较高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同时，也为研究保山历史、文化教育和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儒学碑刻，文教兴盛的见证
兰津古渡摩崖石刻
明代，随着大量移民和因政治原因被贬或发配边地(今保山)人员的增加，中原文明随之涌入。这些沿着古道，翻越博南山，渡过兰津古渡的人，多属因中央政权在云南建卫所、设军屯的中原人。这些卫所官兵子弟的教育，自然成了问题。为此，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朝廷诏立军卫皆立学，正统十年(1445年)又批准云南金齿设立金齿司儒学，对官兵子弟进行儒家经史诗赋教育。正统十一年(1446年)五月，金齿司开始在黉宫(今隆阳区一中)新建庙学，《永昌府志》及《永昌府征文》中记载的《新建金齿司学宫记》碑文，就详细记载了庙学兴建的原因、经过及落成后的办学规模，成了后世了解当时教育发展的重要史料之一。
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古代保山，办学之风随时间的推移而没有停下。康熙末年，民间树碑立传之风渐渐再起。至道光、光绪年间，形成了保山碑铭石刻作品的又一高峰时期，其中，反映保山教育事业发展的《永保书院碑记》，就记载了永保书院由马里街迁至仁寿门钱局废址，后又迁到旧总镇署地的经过及书院重建后的规模和办学情况，是保山书院教育的重要史料之一。碑文记载“入学之日，多士云集，灯火星明，书声琅答。”寥寥数字就可看到，当时保山在兴文教，建书院中所取得的成效。
实验小学孔子先贤像
现存于隆阳区辛街乡粮管所的《演戏碑序》，是一块反映清道光年间，辛街大茨坪南岳庙演戏经过及购地建房情况的碑刻。碑通高187厘米，刻于清道光十年，当时，为了使庙会演戏得到持续开展，陈官屯到汉庄、汪官营、上沙河等53个村的村民自发集资捐款给庙会，除做演戏费用外，还购地建房。该碑是反映清代地方民间文化活动情况和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历史资料。
在现存反映清代民间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的碑刻中，只要你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很多时候都是以修建庙宇、开展庙会等形式来促进官方和民间文化活动的开展，因此，在记载庙会概况和庙宇修缮的碑文署名中，官方身份并不少见。在《重修永昌东岳庙记》碑刻中，当时的永昌知府陈廷焴就撰文，刻碑立于东岳庙内。碑文记叙了历代在东岳庙举行迎神送神庙会，朝夕朝拜祈祷的盛况，对后世了解保山自然宗教发展历史及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除此，刻于嘉庆十九年的《新建打渔村玉皇阁碑记》，也是由当时的知县水其沂撰文，不难看出当时政府官员很重视促进民间文化活动开展和交流。
民生碑刻，社会治理的发展史
如果没有看到《种松碑记》这块反映古代保山环境保护的碑刻，后世很少有人会知道，中华民族对绿水青山的重要性自古就有根深蒂固的认识。古迹寻访中的一些碑刻，让我们触摸到了关乎社会民生的片段。
由于各朝开山采石，挖沙不断，森林破坏较为突出，特别到了清朝后期，毁坏更为严重。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末良吏永昌知府宋湘发出告示劝民种树，并勒石刻碑。如今保存在保山市文管所的《种松碑记》，就记录了宋湘的治理方针。碑文曰：“照得树木之利，人人共知，柴薪之贵，家家所苦，此不待烦言者也……凡有践踏偷砍他人树木者，损一罚十，违者鸣官究治……”并在民约后附告示全文。碑文成了后人了解清道光年间，永昌林业发展和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史料之一。
清代的永昌，不仅地方官员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社会名士也积极捐款，参与环境治理。其中，存于太保山碑林的《太保山种树小引》，就记述了永昌名士捐款给寺僧普庆，在太保山种植松树和榕树，以培护水源的经过。
腾冲宝峰山石刻
反映地方官员为保境安民，避免纠纷而发布的一些关于社会治理的公文或布告，是现存碑刻里的民生痕迹。清道光二年，作为进入腾越重要驿路的塘子寨驿站(今潞江镇芒棒村)，时常有不法之徒在路途中勒索马夫钱财，影响驿路的正常开展。为此，永昌府知府宋湘发布告示，并刻《永昌府潞江塘子寨驿站告示碑》，严禁军民士庶骚扰塘子寨驿站，以此保证驿路畅通。
乾隆年间所立的《大海碑记》，看似是规定海水轮放的村规民约，但却是当时官府为保证地方稳定，对村民发布的具有法律性的“广而告之”。此碑现存于保山前大海子东堤水管所内，作为一块见证当时水利设施使用管理法规性的碑文，它呼吁民众“庶人心平而水利均，照班分放大海水”，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从《保山名胜古迹》《隆阳碑铭石刻》整理的有关保山碑刻的资料上看，保山现存的碑刻反映水利建设的《修东河碑记》《论水碑记》;反映商业发展的存有《新置腾阳会馆碑记》《增修辛街碑记》;反映保山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有《新捐隆江义塾碑记》《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庙学记》，乃至民国时期发展实业、修桥铺路、公告判决的碑版和到新中国成立后隆阳区内重大事件的碑刻等，他们都是历史留下的珍贵礼俗文化产物。碑刻上的文字与图像，蕴藏着文字、书法、绘画、雕塑、历史、考古方面的珍贵资料，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穿越时空的密码。文：字相禹 图：范南丹
责编：刘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