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江坝的文化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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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统三年明朝军队首次反攻麓川叛军的潞江白崖渡
□ 李枝彩
潞江坝，顾名思义就是潞江边上的坝子，因怒江古称潞江，故而得名。由于地势低平，气候炎热干燥，傣语也称为“勐赫”，意为“太阳与大地拥吻的地方”。这里地处举世闻名的怒江大峡谷核心地带，东接蒲缥可通保山、大理，西靠高黎贡山可通腾冲、缅甸，南与腊勐、镇安接壤可通龙陵、芒市，北与芒宽相连可通怒江、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滇西地区重要的人类居住地和我国著名南方丝绸之路从云南西部前往东南亚、南亚的咽喉要地。
由于气候适宜，物产丰饶，早在三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后期，这里就是滇西地区古人类的生存繁衍之地。汉晋时期，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东汉永昌郡的建立，一度成为中原王朝经略西南边地的桥头堡和交通咽喉。唐宋时期，这里是南诏大理国永昌节度(后改永昌府)辖地，是南诏、大理政权与缅甸、印度经贸沟通来往的重要通道;元明以来，随着潞江土司的建立，相继形成一个以傣族为主体，兼有汉、傈僳、彝、德昂、回、白等多民族的聚居之地，成为元代征缅、明初三征麓川、明末征缅平叛、清乾隆征缅和民国远征军抗战的前进通道和物资供应基地。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几代人的开发建设，相继成为保山乃至云南的粮油、蔗糖、棉花、橡胶、咖啡、水果等产品的种植基地和品牌源头。
史前时期的潞江新石器文化
潞江坝西靠高黎贡山，东为怒江水流环绕，域内地势平缓开阔，气候环境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具有早期人类生存的有利条件。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迄今三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后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是滇西地区古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区域之一。目前调查发现的遗迹主要包括：老城土锅山新石器遗址、老城象槽地新石器遗址、百花二台坡新石器遗址和道街澡堂河新石器遗址等。先后出土具有明显加工使用痕迹的打制有肩石斧、片状刮削器和磨制梯形石斧、半月形石刀，以及大量夹砂陶片等新石器时代遗物。这些遗物，加工方法和形状样式都与上游泸水、芒宽和下游龙陵碧寨、勐糯、木城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相近，具有典型的区域文化特征，考古学上称为怒江流域新石器文化。
汉晋时期南方丝路的开通及三国诸葛亮南征
潞江坝所在的怒江河谷，东接蒲缥可通保山、大理，西靠高黎贡山可通腾冲、缅甸，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从四川经云南西部前往缅甸、印度的必经之地。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中期，就有古蜀国(四川)商人通过这一带，把四川所产的蜀布(丝绸)、邛竹杖等商品运往缅甸、印度等地销售。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永昌郡设立后，这里被纳入辖区，成为东汉王朝管控当时滇边地区的滇越国(今腾冲、德宏及缅北一带)的桥头堡和前进基地。三国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五月渡泸”，率部南征，曾多次在这一带对孟获率领的蛮夷叛军发动奇袭，迫使其俯首称臣，当面向诸葛亮保证：“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目前在本区域广为人知的诸葛亮在道街盘蛇谷火烧藤甲军的故事及当地尚存的“哑泉”旧址，对此作了最好的证明。又据《新唐书》记载，平叛战争胜利后，为有效控制该区域通往滇越等地的通道要隘，又组织大量人力物力，以一夜之功在高黎贡山上筑成“诸葛亮城”(后称“城门洞”)，长期驻兵予以控制。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穹赕和高黎贡山
据唐樊绰《云南志》记载，唐宋时期，潞江坝属南诏国永昌节度和大理国永昌府辖区，以地势开阔和气候炎热之意称为“穹赕”。境内的高黎贡山因山势巍峨，地理位置重要，被南诏王皮罗阁敕封为辖区内“五岳”之一的西岳。期间，为了开疆拓土，沟通与缅甸、印度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曾在该山的潞江百花岭一带开凿驿道，设立烫习“潞江渡”(今双虹桥)和山上的大塘子(今大渔塘)、南斋公房等驿站，作为大军“西开寻传、南通骠国”的主要通道。时因山高路遥，环境恶劣，曾有到寻传、骠国等地经商的大理客商创作了一首《高黎贡山谣》：“冬时欲归来，高黎贡山雪;夏秋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反映人们往来的艰辛及感叹。
元初扩修通缅驿道及潞江坝养象的历史
元代初年，忽必烈灭大理国建云南行省，下设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理滇边事务。鉴于潞江坝在滇边交通中的重要地位，乃于元宪宗四年(1254年)在这里设置柔远路，长期驻军予以控制，由此开启了历朝历代在潞江坝设治管理的历史。之后，由于滇边缅甸屡不臣服，云南行省派宣慰司都元帅纳速剌丁、大理路总管信苴日、万户胡都等人先后率兵予以大规模征剿。期间，曾调派人力物力，对怒江东岸的盘蛇谷、道街渡和西岸的八湾(今坝湾)、磨盘石、城门洞等处古道进行了大规模扩修铺设，纳入“通缅驿道”范围，设置了道街渡、八湾驿、蒲蛮哨等路政机构予以管控，方便了大军顺利出征。
潞江坝现存的元代象槽
另据《马可波罗游记》和《元史》记载，征缅战争期间，元朝军队在德宏梁河击溃缅夷叛军之际，曾捕获缅军用于冲锋陷阵的战象数百头。时因路途遥远，这些大象除少数送往京城外，大部分就近留在潞江坝派人放养，由此开创了潞江坝饲养大象的历史。此后，又经过明初王骥“三征麓川”、明末刘綎、邓子龙征缅和清乾隆傅恒征缅等几次大规模战争的不断补充，这些大象相继在潞江坝生息繁衍，直到民国中期最后一头大象自然死亡，前后延续时间达700多年。如今在潞江坝区赧浒、芒旦、老城象槽地、百花二台坡等地尚存的大量象槽，就是这方面的直接证据。
明代潞江土司的设立和几次边境战争
潞江土司的设立和承传：明初平滇，潞江坝被纳入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管辖。鉴于这一带素以傣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居住，为方便管辖，乃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置潞江长官司，封当地傣族首领曩璧法为长官，在其原住地围墙田设署统辖。至永乐年间，鉴于当地人口不断增加的实际，朝廷乃于永乐九年(1411年)将长官司升格为安抚司，赐原曩姓土司为线姓，并将司署迁至老城村一带实施世袭统治。此后至清道光年间，因司署所在的老城地势低缓，不利防守，加之气候炎热，瘴毒流行，又由土司线祖绥将其迁往西南地势较高的新城一带重建驻守，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止。据史料记载，潞江土司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长官司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废除土司制度止，共世袭统治二十一代，计 567年。
“三征麓川”的潞江之战：元末明初，居于今德宏陇川、瑞丽的麓川夷酋思可法、思任法势力崛起，在相继兼并周边勐养、蛮莫、木邦等土司后，于明正统初年对我边地重镇腾冲、金齿(永昌)发起进攻。潞江土司作为永腾间的重要通途，一度沦为麓川叛军的前进基地，在这里设栅防守，伺机东侵。面对威胁，明王朝先于正统三年(1438年)派云南总兵沐晟组织平叛，但因不明敌情，贸然渡江，在今赛格一带遭麓川叛军围攻，前锋主将方政战死，初次反攻失败。针对这种情况，明王朝从正统六年(1441年)起，先后三次派兵部尚书王骥率大军对麓川发起全面反击。正统六年下半年，王骥率十五万大军进驻金齿，经充分准备，于十一月沿古道大举渡江，先后在上江(芒宽)、潞江等地对叛军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明军的凌厉攻势下，叛军迅速土崩瓦解，不得不放弃寨栅营垒，仓皇逃离潞江地界，由此打开了大军西进的通道。
明末清初李定国与吴三桂的磨盘石之战：明代末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原驻两广的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立南明小朝廷以图抗衡。但因兵力不足，被吴三桂所率清军各个击破，一路向西逃至云南。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一月，南明将领李定国保护永历皇帝自昆明经大理、保山西逃腾冲，吴三桂数万清兵一路穷追不舍。为了挫败追兵锋芒，李定国在护送永历帝前往腾冲的同时，决定利用潞江坝西磨盘石的天险地形实施伏击，布置所率6000精兵“立寨数重，设三伏以待之”，以期在吴三桂大军经潞江热谷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之际，一举将其击溃。但意想不到的是，在清军即将从山下进入伏击圈的关键时刻，却有手下谋士卢桂生临阵脱逃，投敌告密，让吴三桂得以及时调整部署，利用所部优势兵力实施反包围，致使李定国伏兵提前暴露，不得不仓促应战。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李定国手下骁勇善战的窦名望、高文贵、王国玺等主力在一天内就大部战死，仅有李定国等少数人得以脱身潜往缅甸。由此导致苟延十余年的南明永历政权迅速走向灭亡。
清代潞江驿道、桥梁的扩修和管理
清代潞江驿道的扩修及管理：清顺治十六年发生的磨盘石大战，战况惨烈，死伤惨重，途经山上的古道尸骨成堆，病毒四溢，被往来的马帮行人视为畏途，不得不改从坝湾向西北的蛮猛寺、红木树上高黎贡山，经象脖子、大风口前往腾冲。
乾隆年间，原由江西客商捐置的道街渡水夫公田遭地霸盗卖，导致官渡无法正常运转。为此，永昌知府盛宣怀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下令彻查，将被盗卖的公田全部赎回，并如约免收江西客商的过江费用，保证了官渡的正常运行。至嘉庆年间，腾越厅同知尹里布为改善古道交通条件，对清代前期改道的坝湾经红木树上象脖子、大风口路段进行了扩修铺设，并增设红木树驿站负责管理，作为正式的官道沿用下来。
20世纪50年代初保山垦荒队在潞江坝开垦劳动
此后，尹里布由腾越厅调升永昌知府，又对从潞江坝分岔前往龙陵的古道支线进行扩修改造，同时发布告示，禁止往来官民游人对位于芒棒路口的塘子寨驿站进行骚扰勒索，维护了古道交通和驿站管理的正常运转。
清代中期修建潞江双虹桥和惠人桥：怒江江面宽阔，水流汹涌，因技术条件限制，清代以前古道人马往来都是靠渡口摆渡，翻船事故时有发生。清代中期，随着建桥技术的日渐成熟，先是永昌知府陈孝升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在保腾古道中线的芒宽烫习渡利用江中巨石搭建了一道两孔铁索吊桥——双虹桥，解除了中线过江的难题。之后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随着腾冲商旅马帮的日渐兴起，又由永昌府责成腾越商会集资，于道街西北的惠人渡兴建比双虹桥规模更大的双孔铁索吊桥——惠人桥，经三年努力，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落成，有效解决了南线驿道过怒江的难题。此后至1952年保腾公路东风桥建成后被取代，前后沿用110余年。
清末线如纶修建腊勐江桥：位于今龙陵腊勐乡的惠通桥一带原属潞江土司辖地，早在明代以前，就是保山经施甸前往龙陵、芒市的必经要隘。明末邓子龙征缅时，曾在这里造船设渡，时称“将军渡”。清代道光年间，随着交通规模扩大，曾由永昌知府谭克政指令潞江土司线如纶在渡口附近搭建铁索吊桥，因财力有限，几经周折，才最终在咸丰初年落成通行，时称“腊勐江桥”。此后，因滇西回汉战争爆发，桥在战火中遭到焚毁，改为舟渡，直到1935年，才又由龙陵县县长杨醒苍约请保山旅缅华侨梁金山捐资改建现代钢索吊桥，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惠通桥。
民国抗战时期的潞江坝
潞江土司参与修筑滇缅公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国东南出海口相继遭到日军封锁。为了打通我国西南后方与西方盟国的地面联系，云南省主席龙云以鸡毛信加手铐的方式，严令各县兴工修建连接我国西南后方与西方盟国的滇缅公路。潞江土司辖区作为公路的必经之地，在龙陵县县长王锡光的严厉督促下，潞江司官线光天在亲自参与线路分工的基础上，及时筹措粮食物资，抽调各族民工1000多人，在土司护印线光宇的带领下赶赴现场，经半年多的艰苦施工，于1938年8月按要求完成了修路任务。
中国远征军怒江防线：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日军乘势侵入我国滇西国境，沿滇缅公路一路东进。危急时刻，我前线守军于5月5日炸毁惠通桥，将进攻之敌阻隔于怒江西岸。之后，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和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从昆明驰赴保山组织怒江防务，调71军第36、87、88师沿江设防，与敌形成两年多的隔江对峙之势。这条防线，北起怒江六库，南迄施甸旧城，沿线所有桥梁、渡口和山口要隘都派重兵防守，修建大量碉堡战壕，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坚固屏障。如今在潞江坝范围内，尚有章贡大坡、小辣子树地和江东白崖渡、道街豆地坪、马鞍山、石头寨、三达地、黑龙井坡等地的诸多远征军碉堡可资证明。
潞江各族人民反抗日寇的斗争：日军入侵，滇西沦陷，潞江坝所在的怒江河谷成为敌我双方隔江对峙的主要前沿。期间，素有爱国传统的潞江土司线光天誓不渡江，坚守故土。一方面组织乡民坚壁清野，将司署和各村寨公私财物和粮食分散隐藏，以防资敌;同时将司署由新城迁至百花岭鱼塘村，带领数百乡丁开展敌后抗战。先后在坝湾、红木树、小地方等地配合中国远征军游击队伏击从松山、腾冲等地前来扫荡抢劫的日军，极大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中国远征军反攻潞江作战：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潞江坝作为反攻的重点之一，交由第六军新三十九师负责。在5月10日、19日两次渡江偷袭均告失败的情况下，于5月29日集中全师主力，在东岸炮兵的全力支持下，分别从白崖渡、惠人桥、道街渡等地渡江，分三路对驻守跑马山、红木树和新城等地的日军发起全面进攻，经过十余天的激战，于6月12日将守敌全部击溃，夺回了潞江坝的控制权，为日后大军反攻腾冲、龙陵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潞江坝的开发
解放初期的潞江大开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除土司制度，潞江坝属保山专区龙陵县第四区，在剿除匪患和实施民主改革的基础上，针对潞江坝物候环境优越，但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实际，省、地、县各级在修通保腾公路的同时，先后多次从保山、昆明等地组织移民前来实施“潞江大开发”，组建了潞江燎原农庄(后改潞江农场)、青年垦荒农场(后改新城农场)等机构，开展大规模的垦荒种植活动，使当地大量的荒山荒地得到开垦，传统的水稻种植规模和产量迅速扩大，有力支援了国家建设。同时，还结合实际，投资创建了云南首座机制白糖厂——怒江糖厂，大力推广甘蔗种植，为日后国家糖业基地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高黎贡山上的诸葛亮城城门洞旧址
六七十年代的棉花和橡胶种植：1958年，潞江坝从龙陵县析出改为保山县所属潞江区。此后二十年间，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和大批上山下乡知青的到来，为有效发挥潞江坝的热区优势，地方各级在继续抓好粮食和甘蔗种植的同时，在这里组织开展了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作物——橡胶和棉花的推广种植，先后形成了以潞江农场、新城农场为核心的大面积橡胶林地和众多棉花种植基地，所生产的大量橡胶和棉花产品，大大缓解了当时国家建设发展的需求。
八十年代以来的香料烟、咖啡和热带水果种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地方各级按国家相关政策和本地实际，对潞江坝的产业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在原有粮油、香料、糖业基础上，加大对香料烟、咖啡和热带水果等优质产业的扶持，使之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形成规模，创造了“潞江香料烟”“潞江小粒咖啡”“潞江芒果”“潞江火龙果”等享誉一方的优质品牌。其中尤其是“潞江小粒咖啡”，不仅在国内各大城市享有盛誉，而且还打入欧美国际市场，受到人们的广泛青睐和追捧。
责编：刘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