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对行政思维结果的“整理” （大力弘扬 杨善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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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戒，后必有(对错误缺乏警惕，就必然会重复错误)——《荀子》”。历史总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短处的长河中向前迈步的，对问题的失误视而不见，是前进途中坎坷迭出最常见的社会因素。“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何况一个政权;“不贵无过，贵能改过(可贵之处不在于无过，而在于改过——王阳明《传习录》)”，谁不会犯过?所以警惕错误而不重犯、不怕无过而重视改过，成为了权力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个主要经验。
杨善洲在任保山地委领导期间，将自身及领导班子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随时纠正错误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形成了一种常态化的制度。仅他本人的“自我检讨”就在有关的资料里出现过多处。这些检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自身行为的反省;一个是对大政方针政策执行过程中所犯错误的检查。
杨善洲对自身行为的检查涉及诸多的细枝末节。如旧社会他到缅甸边境一带打工时，因当地习惯“以物代钱”的办法，打工结束时付给了他两坨大烟作为工钱。大烟属违禁品，杨善洲只好留在家里当药用。1955年党内搞教育活动，杨善洲专门写了个检讨交给组织上。后来有人问他：“这是发生在旧社会的事了，你何必当真?”他说：“既然入了党，就要把自己过去藏着的渣窝事(当地方言：肮脏事)都抖出来。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人，我才心安!”另一件事是到摆田下乡时到老百姓家吃了一顿饭忘记付账。为了两角钱的伙食费，竟跑了50多里路去送给主人。
对此类做法，有人议论说：“纯属鸡毛蒜皮，无伤大雅。”但杨善洲在这方面的认知却显得格外朴实而深刻：“小时候偷根针，大了就要想偷条牛——枯叶堆起来，就会变成一堆臭粪!”(1986年下乡时与同车秘书的聊天——录自苏加祥笔记)在他意识深处十分清楚小事与大事之间的逻辑关系：细节可以延伸为一种行为，行为可以演化成一种品质。他之所以对自身“细节”高度关注，正是因为他深知权力容不得半点瑕疵。
杨善洲在大政方针政策执行方面的检讨，主要是1967年至1986年即任地委副书记和地委书记期间的一些“错误”。包括对人的错误处理及对政策执行不力两个方面。如“文革”期间，两个组织部的干部因说了几句错话而被开除。虽然经再次调查，一年后即被改正。但杨善洲始终觉得两人命运的跌落跟自己的工作作风有紧密的关系。他找出的错误是：处理时缺乏深入的调查、核实，只听旁人的一面之词，没有找到问题的真相，就擅自作出决定。在这方面他得出的经验教训极为珍贵：
在处理人的问题时要坚持正反(正面意见和反面意见)三向原则;查找问题要有“来龙去脉”，事事有据;处理问题要有“秤”的衡量标准。这些方法长期运作在他对各种问题处理的程序中。所谓“三向”，即对某人某事的处理方(权力部门)、自我评价方(被处理者本人)、社会评价方(群众)三者判断在找到准确根据的前提下，然后再依照政策原则这杆“秤”进行综合的考量，最后得出妥善的处理结论。这是对有关人的问题处理时经实践探索出的一种极为严谨、审慎的经验程序。这种方法，既做到对人对事“原相”的准确把握，又达到处理上“不错处，不冤枉”的尊重客观事实的标准。
其实，世上绝对完美的东西基本不存在，也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和历史。关键是不断完善“不完美”的人和事，使我们的人和历史逐步完善起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杨善洲重视对自身错误的认识和处理，因为他懂得这样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大树是靠不断抖落枯叶而逐步变绿而成长的;社会是在不断克服自身阴暗面而迈步向前的。对一个掌握着一定权力的官员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对大政方针政策执行的检讨，杨善洲主要是针对保山土地承包政策贯彻的缓慢而言的。土地承包，杨善洲初时的认识仅局限于“中央只是为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权宜之计(杨善洲《我的自我检讨》)。”所以执行速度比较缓慢，被上级批评为“慢了半拍”。尽管如此，后来的实践证明，杨善洲在处理保山土地承包问题时采用的“先实验后推广”的步骤是科学的，群众的情绪是稳定和积极的。不久，在此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紧随其后进行的“多种经营”的实验，收到了“肚子吃饱了，经济门路开通了”的双向效果，为后来保山市场经济的全面起步打好了良好的基础。但保山土地承包步伐的缓慢，却是不争的事实。杨善洲的检讨是极为认真的：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我个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有错误。认为相对好一点的高产坝区，不能包产到户。所以限制干部群众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我长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集体所有，共同劳动，统一分配’，才算公有制;担心包产到户以后，变成分田单干，会偏离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杨善洲《我的对照检查》)。”此段文字，说明杨善洲当时对土地承包政策确实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从而导致了保山土地承包政策推迟的步伐。
在今天看来，当时保山的土地承包，杨善洲初期认识的偏差是一个方面，而后来他“层次化”的推行模式是导致速度推迟的真正原因。恰恰这个“原因”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保山广大农民面对改革的社会情绪从不适应到逐步认可，取得了生产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向发展的良好效果。但杨善洲并没有因此而为自己进行强力辩驳，仍然诚恳地认为“这是应该接受的教训。”
杨善洲诚恳认识“错误”的品质，也充分证实了这样一个规律：只有诚恳地检讨，才会发现真实的错误;只有发现了真实的错误，才能提高和扩大改正错误的概率。党内坚持常态化的“自我检讨”，对完善行政思维的纯洁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杨善洲在自我批评、自我完善的实践经验里还隐含着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作为一个把握权力的主体领导，无论是处理问题，还是进行重大的决策时，“吃透”和熟悉政策是基本的前提，但结合实际进行经验性的摸索和提炼，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因为面对实际的实践过程会为我们从中找到规律性的认知。这个“认知”犹如一盏明亮的灯，在黑暗的前行中沿着这一缕亮光为我们找到了准确的“位置”。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破解问题的“密码”。
在对权力进行整体性监督的过程中，杨善洲采取的办法是以“自我检查”为基础、“背对背”的批评为主体。1986年开展作风整顿时，处级以上的领导，被要求自己不参加，由群众在召开的会议中采取“不记名”的方式对领导提出批评和建议，结果收到了“群众指错，领导改错”且不影响干群关系的良好效果。
归结起来，杨善洲在行政思维上的自我完善的做法，体现出这样一个原理：权力就像航行在大海上的一只帆船，总会遭遇风吹浪打，甚至泥沙暗礁的“袭击”。保持一帆风顺，唯一的办法就是船长定期对船只进行检查“修缮”。“过而不改，累而成患”。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对权力运行过程的“修缮”。自我完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长期性，这是保证权力时时生机勃发的重要机制。“否定之否定”、不断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仅是哲学探索事物运行规则的原理， 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实践的真理。
苏加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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