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怒江(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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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庆林
我又去看怒江了,像回老家挨家挨户走亲戚。
周末早起,下了一夜的雨终于停了,不由得也想离开城市出去走走,给这懂事的雨一个积极的回应。妻子问我打算去哪里?我说去潞江坝吧,想怒江了。说到想,脑海中顿时浮现出那里的云雾缭绕、那里的千回百转、那里的万古奔流。
沿杭瑞高速一路向西穿云破雾而去,当海拔从1600米降至700米时,就看见扇形展开的潞江坝,蜿蜒的怒江在我的视野里无法屏蔽,只需拐进与怒江相依相伴的219国道,所有的思绪与话头便与怒江缠绕不清,说怒江与查理江的来龙去脉,说怒江与保山、与中国的命运攸关。
怒江之怒,缘于上游大山之间不留余地的夹道相迎,这种夹道相迎反而演变成对水的催促,造成湍流如疾、虎啸狮吼的场景。直到进入保山,怒江的暴虐才一反常态,高黎贡山“有情有义”的退让,上游的逼仄才得以解放,怒江的匆匆才得以放缓,把这一方土地滋润得物阜民丰,待得冬去春来,那一江碧水映木棉的美好更是举世无双、动人心魄。
俗话说“七上八下九平沙”,八月的江水稍有消退,我穿过大片大片的芒果、龙眼、荔枝、莲雾、甘蔗林,盘腿坐在刚刚露出的沙滩上,与怒江进行身心俱融的“交流”。
我想,怒江是熟悉我的。我的父亲就出生在怒江之畔一个叫月亮田的小山村,我也随父亲一次次回到老家,站在山坡上看奔流不息的怒江。那时的怒江只顾埋头向前,不会注意到我这样一个站在山坡上趋趋向往的少年。还好,在工作的数十年里,我千百次跨过怒江、千百次与怒江并行,甚至很多次逆流而上到达它的西藏源头,又很多次从它的源头追随而下回到保山。
这江水就来自我去过的高山峡谷、雪山圣湖,那些哗哗的声音,我在那曲河桥头听过,在八宿县怒江大桥上听过,在贡山石门关听过,我听得亲切、听得欢喜。停在这里的鹅卵石也肯定来自上游,来自比如县的萨普神山,来自察瓦龙的大流沙,它们在激流的鼓动下亿万次地翻滚漂泊,曾经的棱角被磨掉,粗糙的质地被磨亮,终于在这一段被保山敞开的胸怀挽留下来,安静有序地落脚,一点也看不出它们曾经的惊心动魄。还有我脚下的沙粒,无论怎么细微也依然是石头,是地球上最小的鹅卵石,它们比那些如卵如球的石头要经历更多的颠沛流离,它们可能会磨灭,但绝不会失去坚硬的特质。
当然,我也是熟悉怒江的。除了工作上的需要,我会邀上家人在节假日专程前往,走走蜀汉军队闯过的盘蛇谷、远征军跨过的铁索桥、徐霞客盘桓过的石头城,给儿孙们讲讲关于怒江、怒江与保山的历史。有时也会在江水枯瘦季节走进河床,坐在石滩上,成为怒江一块最不像样的鹅卵石。至于爬上赛格大桥下的江心礁石,一定告知他们这是两大板块激情相拥的杰作,告知他们怒江流域与澜沧江流域土质和植被的种种差异。我还会驱车沿江行驶上百公里,在登高村旁的沙滩温泉里泡泡,在亚洲第一大榕树的阴凉里歇歇,在八百岁芒果树下的秋千上荡荡,在岗顶街林立的奇石店里看看,并在每一个转弯处暂停,为一个个手臂般把沙滩搂在怀里的回环留下或壮观或秀丽的片段。彼时我想,如果怒江是笔直的,该多么遗憾。
保山唯一一次怒江之怒是1944年的夏天,那时父亲才11岁,却亲眼见证了一条用手指抠出的滇缅公路从家门口穿过,再跨过怒江,延伸向缅甸、印度洋,延伸成抗日救国的生命线。父亲经常跟我提起那一年的苍天之怒、怒江之怒、中国之怒,日本鬼子不可一世的脚步被怒江的滔天狂浪击退,并在中国远征军的旗帜插上松山之巅时形神俱灭。那座123米的名为“惠通”的铁索桥可以作证、那座名为“惠人”的铁索桥桥墩遗址可以作证、那座如今仍在沟通两岸的双虹桥也可以作证。怒江,就是保山的护城河!
怒江不只是一条大水,沿途所有的大山、石头、沙粒、木棉、庄稼、铁索和各族儿女都是怒江的一部分。承蒙不弃,我得以与怒江结缘,如今又能一次次亲近怒江,走进怒江,相信我早已是怒江的一分子了。雨季就立于某座桥头,听听那方言般的涛声,从中求得加持;旱季就寻至某个高处,看看那长河如练,一眼动容,万般神圣。
怒江是有远方的水,从远方来,到远方去。我也有远方,我的远方是100公里外的家,是明天和明天的明天,我不能一直坐在这里,守在此时。
作别时,我伫立岸边,将随身携带的糕点、水果一把把抛向江流,并且祈祷:今以我之食粮,献与怒江;愿怒江奔流不息,佑保山永世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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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杨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