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杨善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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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洲精神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他是一段优秀历史在优秀程序的运行中收到的重要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优秀的人物也代表了某段优秀的历史。所谓的“以史为镜”，就是从历史运行的规则中寻找和总结“程序”运行中的兴替规律;所谓的“以人为镜” 就是对某个优秀人物事迹的追踪，从其个人的人生经历中找到做人及如何执行“程序”的准则。每一段历史、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有章可循的“运行程序”。缺了“程序”，社会运行的秩序就会被打乱;懂得了“程序”，就会找到可以遵循的依据;尊重了“程序”，就等于尊重了秩序;尊重了秩序，政通人和的“盛世”就成了一种现实而不是憧憬。杨善洲堪称带头尊重“秩序”、带头执行“程序”的模范。对保山来讲，从杨善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1949年解放以来整个地区在60多年运行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历史变化，同时也使我们在这一变化的“程序”运行机制中找到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那么，杨善洲精神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杨善洲精神形成的伦理轨迹：
着力寻找杨善洲精神中的“为人之本”
准确把握杨善洲“为人”的基调：“我是一个山区农民，是共产党给了我一个‘饭碗’，对这一点，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这一伦理的重心在于告诉人们：杨善洲是怎样做“人 ”的 ?
杨善洲出身于一个穷困潦倒的山区农民家庭，世世代代作为“押山户”雇佣在山主的一片山林里。这就是说，他身无家产，居无定所，全家的家底仅仅是一个“符号”。这种“符号”式的凄凉出身背景，决定了杨善洲时时回望凄凉“原色”的本能。在他为官以后，他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血肉相连的真实情怀，无不充塞在他内心深处的每一个细胞里。同时这种出身也导致了他与广大民众之间感情的“本能贴近”。正是这种“贴近”产生的感人效应，在民间，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杨善洲的故事就自行流传，几乎家喻户晓。他的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一种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的“牵挂”，一种与我们百姓命运生死相依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把一个“高官”与“平民”之间的界限抹平了，把高贵与贫贱之间的位置颠倒了，把“仰看”与“俯视”之间的视线拉直了。正是这种“抹平”、“颠倒”、“拉直”，把一位身为高官的“农民”与百姓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把“完全彻底”服务于民的誓言兑现成一种事实，将“百姓公仆”的“标语”实化为一种行动，把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庄严宣告提高到了一种万民仰看的高度。
1995年，杨善洲在大亮山植树造林时，因资金短缺，到县城办事，为了节省开支，常在车上过夜，并到街上去捡拾果子。一位省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叫县里为其安排住宿，以便于老人工作。县林业局专门为此去申请了一份土地，叫杨善洲家里在县城的郊区盖一间住房。1997年，杨善洲家的住房盖好了，合计达五六万元钱，家里只凑出一万多元，老伴专门到山上去跟杨善洲要钱。杨善洲仅拼出了9600元。盖了房子，差了账，杨善洲只好做出“卖房子还账”的决定，并告诉老伴：“我早就对你说过，我的工作是国家给我的一个饭碗;家里的土地是国家给你们的另一个饭碗。如果房子盖不起，只能怪自己。不要指望用我的工资来发家——工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用不完我只能还给老百姓!”最后杨家的新房给卖了。消息传出后，许多人都十分感叹：“杨善洲当了一辈子官，穷了一辈子家!”有人还特为此编了顺口溜：“老犟头顾了前头忘后头，清水一塘清自己，苦水一锅累了家”;“谁人不为己，只有老杨不顾家。哪个不为利，只有老杨浑身不带臭泥巴!”这些顺口溜，满含着抱怨和指责，同时也浸润着钦佩和敬仰的泪水。
一直到2008年，杨善洲的家庭住房仍是民间已经不多见的草房茅屋，看到此种现状，有人十分感慨，追问杨善洲“为什么竟‘穷’到这步田地?”杨善洲坦然地回答说：“这算‘穷’吗?我是一个山区农民，是共产党给了我一个‘饭碗’，这个饭碗要陪我到老死;同时，共产党也为家里分了土地，使家人有了另一个饭碗，全家都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对这一点，我已经非常满足了!”“知足者常乐，可为至圣。”杨善洲淡然而真实的人生态度，告诉人们，坚持为人的本分，这是永远的“职业”;“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可以说，这是杨善洲精神的核心部分。也是我们真正“认识”杨善洲精神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里的答案就是两个字：“无我”。杨善洲“无我”的精神世界，是我们每一个人如何面对生活、面对人生的一面真实的“镜子”!
着力寻找杨善洲的“民心重量”
准确把握杨善洲“行事”的原则：“说到哪里，做到哪里!”
——这一伦理的重心告诉人们：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捉老鼠。你的“重量”在哪里?
电视剧《杨善洲》里有一幕“王富有偷猪”事件处理的描写，是根据杨善洲为官期间对一农民上访一事亲自过问处理的真实过程改编的。其人物的原型是保山坝板桥区(现为板桥镇)宗家山村的杨春兰。1982年年底土地承包到户后，杨春兰在附近的各个集镇上专门做倒卖猪的生意。1985年2月，他到水寨跟人买到一头别人偷来的猪去沙坝街卖，被人认出后拽到有关部门去说理。最后责成杨春兰赔偿失主80元人民币为定案结论。从此杨春兰成了当地名声很糟糕的“偷猪贼”。两个待嫁的女儿婚事也黄了，按杨春兰的说法是：家人就像文革期间的地主富农一样，走到哪里就臭到哪里，无人敢理睬。处境十分尴尬。杨春兰为此事写成上诉书上告到杨善洲那里。杨善洲当即批示：此事由地委驻板桥的工作队处理，一个月后将处理结果告知本人。经过前后19天的调查，事情的真相跟杨春兰反映的事实出入不大，不久真正的偷猪贼被查到，将杨春兰定为偷猪贼确实冤枉了他。在平反此案时，地委书记杨善洲专门责成一个常委召集有关部门的领导对此案作了专门研究，最后为杨春兰平了反。
有人说，这是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事。杨善洲说：“百姓的事，什么才算大事?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无缘无故地蒙受了偷猪贼的冤枉，难道还不算大事?一些人的工作作风实在有问题!”为此，他在有关的会议上进行了多次强调：“把老百姓的事当成小事，把自己的事当成大事，有些人的工作作风再不整顿，我们的老百姓又要吃亏了!”
生前，杨善洲曾风趣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捉老鼠!”无论是什么人做官，你总是要做事;做事就要做老百姓喜欢的事。如果外开了这一点最为基本的原则，老百姓不喜欢你的那一天，也就是你面临垮台的那一天。我们认为，这是杨善洲向我们传达出的如何真正实现和兑现“以民为本”这一为官伦理实践中最重要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好，确定一种理念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将这种理念兑现成一种现实，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在这方面，作为一个由农民转化为一个高官的杨善洲，他是在用一种真实的感情将他为官的伦理内化成一种本能。为人和为官的统一，这是我们在阅读杨善洲精神的过程中读出的最为感人的东西。
深入探索杨善洲“为官”的本色伦理
准确把握杨善洲“为官”的原则：“不摆官架子，甘做普通人。”
——这一伦理的重心告诉人们：杨善洲是怎样为“官” 的?
为官的基本逻辑，首先是要“清”，其次才谈得上“廉”，最后才会收得到“廉则生威”的效果。
杨善洲生前，民间曾有这样的议论：“这个老官是顾了百姓忘了家。”据他的家人反映，杨善洲自1951年出外工作，一直到他退休之前，仅回家了5次。
所谓杨善洲“不顾家”的做法，遭到曾经采访过他的部分媒体记者的“谴责”。经过深入的了解，人们会发现，杨善洲在为官期间，基本把工资全部抛向了社会，你叫他“顾家”他还怎么“顾”?在职期间，他每一次下乡都把工资揣到兜兜里，碰到一些贫困户没米吃就买上几袋米送给人家或者直接就把工资掏给人家。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大官市一直是保山粮食工作的示范点，一次他到那里检查工作时，见到许多妇女背着娃娃去挖地，就问生产队的干部：这里不兴用牛耕地?队干部回答说没有钱买牛啊!他就回来把积攒了几个月的工资全部拿出来，派人到丽江去买了3头水牛给生产队，叫他们好好地把牛饲养好，“都什么年代了，还叫妇女背着娃娃去挖地?”当年饲养牛的李春华老人至今回忆起杨善洲的话来还泪流满面：“杨书记心好啊，家里他顾不来，倒随时来顾我们!”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从1970年到1986年期间，杨善洲家里连续3次遭遇了水灾，房子漏雨，后檐墙被冲得东倒西歪。最严重的一次是1974年，后檐墙被冲垮后，山水直朝屋里钻，整个屋子里的东西全部漂在水里，整个院子里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后来保山日报记者就此事问杨善洲：“家里已经糟糕成这样了，怎么没抽出时间回去修修房子?”他说家里来说过了，也说要点钱修修房子。可我手头实在没多余的钱，就带了给家里60多块钱，叫他们先买几个瓦盆，哪里漏雨就支在哪里，暂时避避风雨。当时他家的房子已经歪得无人敢住了，全家在院场外面的竹子树下面，每人用蓑衣遮盖着，足足住了40多天!这就是后来在施甸广泛流行的“杨老当，杨老当，为官清清心不贪。盖了房子住不起，还说破屋能避寒”这一民谣出现的真实背景。
正像大官市村民李春华老人说的，他自己顾不来自己的家，别人的家里有个什么事，他倒经常去过问，一直把问题解决了他内心才安定得下来。2007年，板桥石坝河村一个姓段的农民被某领导干部的儿子打瞎了一只眼睛，只赔了3000元钱，这位段姓农民不服就反映到杨善洲那里。杨善洲听了后非常震怒：“一只眼睛就值3000元钱?我虽然穷，也买得起。如果有人卖，我可以买上10多只!”他拄着拐杖亲自到公安局去找局长。在他的干预下，赔偿的钱增加到7万多元。
从这些故事里，我们获取到这样的信息：要想构建出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较为理想的整体和谐的社会局面，有时贫穷还不是最本质的原因，作为一个官员，“修理”好运行程序中不公正的齿轮才是根本。
“官清民自安”。当官的不崇尚浮名功利，民众就不会去争名夺利;为官的不贪图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百姓就不会去做偷盗的坏事;百姓看不到当官的有丝毫的贪欲之心，就不会产生邪恶和动乱的念头。只要所有的人都这样做，天下肯定就会太平，老百姓的日子肯定就会进入真正的天堂!杨善洲说过：“老百姓的日子好了，我就高兴;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我就睡不着觉!” 这是为官者最应具备的基本品质，也是杨善洲精神之所以感人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无欲而静，人心自定;有欲而治，天下不治。”为官，更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即“公正廉洁，视私为敌”。这个问题讲起来容易，做起来较难，因为从伦理学的角度讲，“公”与“私”这是一个客观的矛盾体：为官，其实，就意味着个体利益的拋弃，所谓“当官发财，莫进此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把个体利益置于主要的位置，就会导致“官”念的变味，失去正常伦理理念支撑的为官行为，必然会导致权力机器的“冤转”。
在为自己还是为别人这一伦理撕扯中确定正直为官的理念，实在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命题。不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国家机器运转来看，能够撑住这一命题考验的毕竟是多数，撑不住的败类们总是少数。——
春时花最香，选择应酌量。总想揽高月，横卧七尺床。谋尽人间事，尘海逐利忙。梦醒挥泪迟，去时留悲伤。“吃处有个锅，睡处有个窝。”杨善洲用一句简单的俗语，撑住了这一恒久命题的考验，他的为官品质，可说是提升中国整体文明进步的一块基石，也是我们实现明天“与民同乐，共享太平”的唯一前提。 (苏加祥)
责任编辑：李秋